祢衡话语的文化符号意义

祢衡故事经过千年流播而抟为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系统。祢衡话语以祢衡的惊世之狂为焦点和亮点,其惊世之狂突出表现为以狂卫道、以狂抗权和以狂张扬个性;祢衡话语又以“击鼓骂曹”为关键词和建构肯綮,其“击鼓骂曹”具有不可代替的典型意义,被铸成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和张扬个性的文化符号。     

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

李白乐府诗《胡无人》是否是本事诗,古今论者持说不一,对其系年亦有异.歧说主要是因对诗中“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所致.“太白入月”之月并非论者所理解的月亮,而为昴宿的月星,“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的天象.“太白入月”之“敌可摧”的占验,与“太白入昴”之“不利胡王”、“当杀胡王”的占验亦相合.而且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确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故此诗很可能是寓有时事的本事诗.再结合此天象发生的时间、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前后心境的三次转变、此诗所流露的心态,可系此诗于李白初入幕府时期,即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次年正月之间.     

《癸辛杂识》与《元史》之“叶李”小考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有叶李事共四条,计有“叶李遭黥”、“叶李纪梦诗”、“叶李姓名二士”、“避讳去姓”等。其中“叶李姓名二士”云:“叶亦愚名李”。按此叶李即《元史·叶李传》之叶李。然《元史》却不载其“亦愚”之名号,传云:“叶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然二叶李实为同一人是没有疑问     

儒家德刑观之话语链分析

儒家德刑观的发展呈现出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性，随着时代的需要，实际上经历了“重德轻刑”到“德主刑辅”直至“明刑弼教”的理论发展历程。无论是“德”还是“刑”其内涵意韵均在随时代而变更。在由德刑分裂走向以德统刑的趋势中，刑罚的地位、价值和功能亦日趋升级。从德刑关系的复杂演进中，可以得知，儒家之“治道”非笼统以“德治”二字所能囊括一尽。     

"寡人"、"不榖"之义

人们通常把“寡人”释为“寡德之人” ,把“不”释为“不善”。如《辞源》“寡人”条 :“寡德之人。”“不”条 :“不善。”《汉语大词典》“不”条 :“不善。”但是我们认为“寡人”、“不”都应当释为“孤单之人”、“孤寡之人”。第一 ,“寡”只有“少”、“单”之义 ,不含“德”义。《尔雅·释诂下》 :“希寡鲜 ,罕也。”“鲜 ,寡也。”高诱注《吕氏春秋·士容》 :“孤、寡 ,谦称也。”龚自珍《最录尚书古文序写定本》 :“寡者 ,无二无匹最尊之词。”显然“寡”只有孤单之义而没有德之含义。《辞源》等增加了德之含义 ,属增义为…     

我国古代赎刑制度述略

“赎刑”一词古已有之,始见于《尚书·舜典》:“金作赎刑”。赎刑何谓?《说文》:“赎,贸也。”又:“质也,以财拔罪也。”《朱子大全·卷六十七·舜典象刑说》:“赎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可见赎刑非刑种之谓,它不同于作为财产刑的罚金,而是我国古代规定犯人交纳一定数量财     

论中国历史上的赎刑制度

赎刑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种法律制度。古代的思想家对赎刑制度有不同的看法,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应“重德轻刑”、“重义轻利”,因此反对“贫富异刑”。持肯定态度者以“明德慎刑”为武器,认为赎刑是宽恤之政,并且赎刑也是能防止犯罪,故主张赎刑制度。《吕刑》就认为“罚惩非死     

《瑶台风露》——新发现的李白五古精选精批手抄本

李白的作品自问世以来即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而广为流传。可是,李白诗文散落民间,亡佚是很严重的。李阳冰《草堂集序》称:“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之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这是太白弥留之际托族人李阳冰为其集子作序时的情况。魏万说:“经乱离,(李)白章荡尽。”(《李翰林集序》)也印证了此点。由于时代推移和其它诸种原因,李白的作品在宋初已散失得很厉害了。乐史、晏知止、宋敏求等人在搜求、整理、编次太白作品上,是有贡献的,可是宋求敏在广裒李白亡佚诗文时又不免失之粗疏,致使伪作羼入,诚如清人王琦所言:“功虽勤也,过亦在焉。”(《李太白全集》)全集里真赝杂陈是一弊端,各种选本就显得特别重要,应运而生,出现一些颇有     

古代的“刑”与“赎刑”

古代的“刑”字,不但指加于个人的体罚,并且有用兵、征伐的意义。古书中这类例子很多,如: “兮甲盘”:“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毋敢不即市,毋敢或人蛮宄实,则亦刑”。“国语、晋语”:“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内和而外威……夫战刑也,刑之过也。”“国语、鲁语”:“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周礼、秋官、大司寇”:“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     

“不患寡而患不均”辨

<正> “岳也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段话是孔子因弟子冉求、子路的谒见,得知季氏将伐颛臾的消息时说的。他批评了冉求,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探讨孔子政治观的重要文献。然而,其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二句,历来多有歧义。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始,将此二句中的“寡”与“贫”二字互易,改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     

古代诗论家“含蓄”说述评

含蓄,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含蓄”这个词虽然出现较晚,但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很早就被人们注意了。战国时代的《周易·系辞上》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三国时的荀粲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之象以尽言,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何劭《葛粲传》)粲荀的话,说明精深的道理是不能用物象完全表达出来的。他认为意内、象内可尽言,意外、象外“蕴而不出”,不可尽言。这“意外”、“象外”就是后人所说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蕴而不出”就是后人所说的“含蓄”。可见,“言不尽意”说,实在就是“含蓄”说之本源。众所周知,语言尽管     

从几首诗看天宝末年李白对杨国忠的态度

人们论及李白对玄宗后期黑暗政治的批评时,常把对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的批判混同言之。如萧士赟论《远别离》云: 此诗大意谓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失其权则虽圣哲不能保其社稷、 妻子,其祸有必至之势。诗之作,其在天宝之末乎?……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 兵权卒归于禄山、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 爱君忧国之志。 萧氏关于全诗主旨是“无借人国柄”的理解,确属有见。但笼统地说“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云云,则尚嫌缺少分析;说诗作于天宝之末,也还不够准确。综观太白诗文,可     

孔子法治思想新论

孔子的政治学是以“仁、礼、法、德”为基本框架,孔子对法的思考亦在此框架下展开。孔子立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二分结构,定位礼、法之治的疆界、路径和方法：礼是治人之法,路径是“以仁入礼”,方法是礼法和礼罚;刑是治民之法,路径是“以仁入刑”,方法是刑法和刑罚。孔子论刑法治民,主张制定刑法应“以民为本”,目的是使“法无所用”,由此提出“片言折狱”“胜残去杀”“讼必无讼”刑治三步论。刑法之治要走向“法无所用”,需要法度思想的滋养和法度精神的引导。     

相宗络索

此书前曾文正公金陵集刊船山遗书时未经收入本社闻有写本流在长沙索之未获前年湘政府筹钜欵交上海太平洋书店重印遗书社员刘约真於衡州搜得此稿飞寄沪上乃刊入遗书子部兹因索阅者众且金陵本未收想学者多欲补读故特刊之编者识八识前五识“眼”九缘生“耳”八缘生不择明暗故不缘明缘“鼻”“舌”“身”三俱七缘香味触俱合境方取不缘空缘     

汉文帝“易刑”再考

西汉孝文帝十三年五月的除肉刑法,为汉初虚伪而怯慑的刑制改革划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所谓除肉刑,实乃易刑。所易之刑惟墨、劓、刖三者,其它肉刑如宫刑依旧入律。易刑令后,被刑之人非死即残。被后人誉为“治世”的文帝朝真所谓“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犤1犦     

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

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为以“德”字配“才”“学”“识”三字的“史才四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明代探讨“史才三长”论,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     

"慎刑"新释

“慎刑”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法系的核心内容。在传统观点中,“慎刑”一直被认为是“宽刑”、“轻刑”或“恤刑”、“仁刑”。通过对＂慎＂的词义及法律实践、影响因子进行考察,可以认为“慎刑”的含义不仅应包括传统观点中的“轻刑”、“宽刑”,也应包括合理的重刑。     

“醢”刑考辩——中国古代食人风习考察之二

“醢”刑,是中国古代一种奇特的刑罚手段。关于它的施行方法和过程,历来认为是“剁为肉酱。”如《辞海》释为“古代的一种酷刑,把人杀死后剁为肉酱。”《辞源》云:“将人剁为肉酱的暴刑。”《新编法学词典》在“醢”、“脯”条下注为:“商代实行的一种把人剁成肉酱或烤成肉干的律外极刑。……周以后,醢脯之刑不常用。”(山     

读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我尝谓宋词之有苏、辛,犹唐诗之有李、杜。李与杜诗风迥不相侔,前人并无异议;但近人却把苏、辛同归为豪放一派,虽大体不差,实未尽贴切。就我个人体会,窃以为苏近于李而辛近于杜。然刘熙载《艺概》有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其实细绎刘说,即就《艺概》中其它各条而论,亦足以证成鄙见。其一则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又一则云:“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再一则云:“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这些评语,实际上都更可说明苏词确近于太白的     

历史和现实:论我国刑法判例的嬗变

一、我国刑法判例的生成和发展尽管法学界对我国当代是否存在判例的争议尚无定论，但是判例在古代我国的生成和发展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同时，由于我国古代“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结构体系特征，决定了刑法判例在我国古代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随着国家的出现．司法机构和司法官吏相继产生。但是在国家机关的设置上，推一缺少中央立法机关，立法权尽属国家最高统治者。这种“分权”的特点便决定了司法判决成为我国奴隶社会的主要法律形式。况且，奴隶主阶级推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和“临事制刑，不预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