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主导文化视野中的流行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流行文化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然而，在主导文化看来，流行文化的“对私域的发现和重视”、“对娱乐的追求和迷恋”和“对权威的消解和利用”正是流行文化的“低俗化”倾向，而这一“低俗化”问题的实质在于流行文化具有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     

跨文化交际与"红楼梦"的"情"文化

当今社会,跨文化交际活动日趋频繁。一直以来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国家民族的主流文化之间,对于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群体间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相对较少。而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对众多人物间纷繁复杂的关系的描写正体现了这种跨文化交际。在研究分析这些交际的同时,笔者发现这些跨文化交际与书中的“情”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情”文化奠定了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基础。本文尝试对“红楼梦”一书中这种群体间跨文化交际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剖析“情”文化对于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对社会语言学有价值的东西。     

“原生态”文化的流行：当代文化精致化表现

本文首先分析了“原生态”文化流行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指出“原生态”文化的流行体现出了当代文化精致化发展的走向，但伴随“原生态”文化的流行，“原生态”文化和文化精致化发展也有可能面对新的陷阱。     

"文革"时期民间文学的文化阐释

“文革”时期受政治功利文化制约,权利文本文学缺失了文学的艺术精神和审美功能,蜕化为单纯的政治文化摹本、绝对权威话语的传声器。“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经历了对主流文化从附应、怀疑到背离的三个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站在民性立场审视社会生活,不受权利政治的束缚还原生活影像,满足社会成员的审美需求,从而对“文革”社会文化形态作了准确的阐释。     

"形而上学"及其在文化重建中的意义

自然科学及其产生的现代技术对于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有人以为科技是当代世界的绝对主宰,继而哲学尤其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遂被视为过时或甚至根本无意义,致使转型期的国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形而上学”之根。事实上,“形而上学”在文化重建中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它能够填补传统文化形上关怀缺失的真空进而为文化重建奠基,而且能够弥补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缺陷,孕育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     

"德"字与德文化之渊源

“德”字的构造 ,有着丰富的思想意蕴 ;而“德”字的演变 ,更是紧密联系着中国传统德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     

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

本文阐述了文化、语言、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了文化翻译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文化翻译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进行研究,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文化“传真”意指文化翻译的基本准则,即要求译语从文化义的角度准确地再现原语文化所要传达的意义、形式及风格。翻译中“文化传真”度的把握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个小康村的"孝"文化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以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金湾村为个案,探讨了农村中“孝”文化危机:长幼地位颠倒,子辈“剥削”长辈,养儿不防老,等等。分析了“孝”文化危机的社会和文化根源,指出了“孝”文化合理内核在当代的价值,并且提出了建构新型“孝”文化的有关对策。     

"笔墨"的文化语境与"笔墨"概念的语义

“笔墨”是在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文化语境的改变是出现“笔墨”之争的决定因素。解决“笔墨”问题的关键是要使“笔墨”　符号体系与色彩符号体系以及现代艺术理念尽快整合。文化语境改变是“笔墨”语义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理论术语使用的规范化是解决笔墨之争的前提。     

“和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中华“和文化”若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应厘清如下议题：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君子有“和”文化,小人有“同”文化;4．“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6．学习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能力。     

东北地域文化与文化性格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发展落后于全国，被称之为“东北现象”。本文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分析东北地域文化及文化性格与“东北现象”的内在联系，并提出怎样才能走出“东北现象”低谷的思路。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皇民化"运动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强行推行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妄图使广大台湾同胞“日本化”，使台湾成为支撑其侵略战争的殖民地。台湾同胞强烈地抵制和唾弃“皇民化”运动，努力维护并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但是，“皇民化”运动也造就了一批殖民地“顺民”和“御用绅士”，这些人形成一种依附于日本的“皇民化”心态。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个别抱有“皇民化”心态的民族败类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下搞起“台独”来。时至今日。岛内极少数顽固“台独”分子的“皇民情结”仍然挥之不去，其“亲日媚日”行径的根源乃出自于此。     

民和土族"纳顿"节日的文化功能刍议

“纳顿”节日是土族民族文化的宝藏及综合展现 ,对土族人民具有多种现实意义。“纳顿”作为青海民和土族喜庆丰收、酬神的传统节日流传至今 ,它不仅凝聚了丰富多彩的土族传统文化 ,还具有维系、教化、调适等多种文化功能 ,能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这对宣扬土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推进土族人民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有重要作用     

<红楼梦>:文化的寓言

《红楼梦》以一群“正邪两赋”的“人格”形象及其各种各样爱情的足迹，展现出一幅如诗如画的“玉堂金马红楼梦”中的生活画卷，从而以“滑稽”与“庄严”同在的宗教意识作为这一“生活”的“衰草枯杨好了歌”。“假语村言”敷衍出的一段故事，概括起的却是一部真实的文化史和一次审美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具有一种“文化结论”的意义，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寓言”。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论"苏、辛"并称的民族-文化意义

“苏、辛”并称,除文学史上的意义外,还应从文化史角度加以理解。在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宋代,苏、辛二人都有着“严华、夷之辨”的文化意识。如果说苏轼在宋、辽关系的态度上,以对高丽的文化方针为中介,担任的是“民族文化卫士”的角色;那么辛弃疾在宋、金斗争中,力图担负起抗金、恢复大任,就具有了“民族文化斗士”的意义。     

财务文化与财务文化学

隶属于“企业文化”中的“财务文化”，既具备“文化”的一般属性，又具有在企业财务中的特殊属性。近年来，“财务文化”及“财务文化学”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随着“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提出，企业发展模式的重大调整，“财务文化”必将对企业财务目标、财务战略、财务制度、财务方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随着对“财务文化”研究的深入，传统的财务学科体系也将发生动摇，涵盖“技术”和“文化”的“双翼财务学”将会应运而生。     

陆九渊文化个性刍议

陆九渊以其心学成就和教育家风范名垂史册，也与其个性总力、人格力量感召后世。陆的文化个性是在与来喜的学术论辩中呈现精彩的。陆、朱之异，是两种文化视点的不同与文化个性的分歧与对立。陆九渊“拗”，甚而至于有点“狂”，成为他文化个性中的一道特色。他不迷信，呼唤并张扬主体意识。换个角度审视陆九渊，他又有“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一面。他严格地要求自己，深恐困粗疏而传谬，导致贻误后人的发生。这种互为表里的文化个性相反相成，在这种互补的关系中，他完善着自己的文化人格，实现了自己“不枉为人”的道德践履。虽然地位不高，职不显，业绩上也无皇皇巨著或烈烈轰轰的政绩可言，仅只是蛰居山曲，授业解惑，却步入了史册中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