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律发展的现代性反思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法律发展应当如何应对自身的现代化以及伴之而来的现代性困境，是一个仍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对近现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探索道路进行历史的反思，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法律现代性困境的真正症结在于法律文化的自我认同危机，而摆脱这一危机的关键在于，在多元共在的法律文化中重塑“和而不同”的中国现代法律文化，使其成为中国法律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为全球法律发展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现代性成长中的道德理想追寻

现代性促进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伦理道德的危机与困境。在现代化全面展开和现代性迅速成长的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及其现代性意蕴,并从中寻求当代中国走出道德困境,追寻道德理想的现实路径。     

现代性批判与超越的尝试--评胡国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

胡国亨认为 ,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 ,主要是由西方智性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造成的。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及对孔子思想的重新诠释 ,胡国亨提出了“大孔子学说”,藉以纾缓人类的生存危机。本文认为 ,胡国亨对西方文化的跨学科、多视角批判是理性而深刻的 ,对我们全面认识与评价西方文化及现代化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 ,作为一种超越现代性困境的设想 ,“大孔子学说”却陷入了以纯意向为出发点的乌托邦之中。     

现代性:内涵、进程与中国语境考察

“现代性”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探讨现代性的内涵、演进历程并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可能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有切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及拯救的法律之道——哈贝马斯的法权哲学与新法治主义

自19世纪以降，现代性危机的意识就幽灵般地纠缠着现代人。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危机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认为现代性危机的症结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的丧失。哈贝马斯还认为，可以通过对法律自我理解的重建来寻求拯救之道，并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自由主义和法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证。     

“数字人权”的结构整合构想

信息科技渗透生活世界,而“数字人权”存在概念模糊且话语破碎的问题,亟须进行有效理论整合。“数字人权”多路径解读交织,但由“信息人”立论存在悖论：一是过度概化了人的存在,二是虚构出的“数维坦”导致人权没有根基,三是跨语际概念错位。作为话语的“数字人权”显然比作为概念的“数字人权”更具优势,已然获得了稳固的话语力量,功用上也有助于纾解话语碎片化的困境。其破碎特征可以从法律、法治、法理三种话语载体中显现出来,从而有必要予以整合。作为话语的“数字人权”,围绕数据核心,参考人权话语主体、客体、内容、关系的基本结构,可以从身份、概念、功能、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整合。“数字人权”通过生产和控制两个操作向度区分为四元关系,规划“数字人权”的谱系建构,可以区隔出四象限结构,而关于数字的人权诉求可以被整合其中。     

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的法律发展

现代性已成为当今思想话语的中心。社会批判理论接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作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框架 ,从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两个维度构筑了现代性的病理学 ,现代法制自然也在它的视域之内。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全球化的挑战 ,当今世界的法律发展呈现出社会性功能化、私法基础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的法律发展应遵循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了解我国法律发展的进程和历史境地 ,吸纳法律发展的最新理论 ,以利益衡平为价值取向 ,确立可持续发展观 ,实现由刑法时代向民法和宪政时代的转变 ,使法治走向日常生活。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域外思想参鉴——卢梭的“人民法治”思想论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和任务,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所能够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为了加快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本土资源,也需要借鉴域外的思想成果与经验。卢梭作为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其法律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人民法治”意蕴。系统解读卢梭“人民法治”的思想,把握卢梭“人民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内涵,不仅可以全面深入了解卢梭这位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和思想,也有助于传承数千年人类法治文明的精华,从而以更广的视野、更高的起点,投身于全面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