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教学新探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中,十七年文学显得相对薄弱,但它的价值却不容忽视。通过整体观照与历史还原相结合的方法,突破十七年文学教学原有单一的政治评判模式,把握其＂工农兵＂文艺建构与超越的特质,即文学思潮的交替演进、认同与焦虑的作家心态以及革命性叙事的建构与超越,认为十七年文学在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同时,又蕴涵了自身所特...     

“十七年文学”的城市想象

对城市想象的言说，在“十七年文学”中由最初的欲说还休到几度变形登场，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想象上。本文选取“十七年文学”中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去领略“十七年文学”中城市文学这一静水深流，触摸城市文学在当代那微弱而又倔强的发展脉络。     

“十七年文学”人道主义思潮及其命运

中国当代五六十年代,人道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备受防范、压制和批判。"十七年文学"中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于50年代初拉开帷幕,其中以批判《关连长》和《洼地上的"战役"》最具代表性。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反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不断升级,与此相呼应,文艺界于1957年、1960年、1964年先后针对"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讨伐,至"文化大革命",人道主义终于被彻底断送。     

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发展脉络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叙事形态之一。“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脉络：其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其承继了《讲话》以来获得认可的美学风格,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对峙中凸现外在的交锋;其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糅进了个人化的审美情调,使英雄叙事在大体上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传达出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情趣。“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的这两大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向度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十七年文学研究“热”的几个问题

"十七年文学"研究渐成学术热点,其中原因值得深究,无论是历史演进中的心理补偿、"现代性"反思的推动还是"新左派"思维的影响以及新的文学文献的发掘和使用,都有其各自的理由,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回到文本,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构建历史的真实景观。     

解放区“革命文艺”的实践塑形——“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文学资源研究之一

“十七年文学批评”在自身理性和具体形态的实践塑形过程中,其发展是与解放区“革命文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区“革命文艺”的理论体系中的“大众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歌颂与暴露”、“整风与批判”等内容为“十七年文学批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学资源。     

工农兵业余创作与十七年时期《文艺报》

《文艺报》作为国家机关刊物,建国初期对促进工农兵业余创作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考查《文艺报》通过什么方式来推进、影响1949—1966年工农兵业余写作,国家刊物如何对工农兵文学写作进行指导、规范,透过这一文学现象窥见建国后国家刊物运行方式取代五四"同人刊物",当代文学创作生成、发展方式发生变革。     

革命现代性语境中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

在现代文学中独领都市文学风骚的上海,1949年后,遭遇到了自己的尴尬境地。在红色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主流话语规训下,上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言说革命现代性的话语承载"主体",在"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中历经几度变形。在主流革命话语叙述视野中,上海的现代性承载"主体"角色,被工农兵革命者赋予了道德化的变色外衣。由于对城市疑虑、警惕、恐惧,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对上海的"恶魔化"处理,上海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一朵"恶之花",成了革命者对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经过一系列改造的知识分子话语诉求载体的上海开始遵循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作为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异数与另一种风景,"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却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行,勾起了人们对繁华的艳羡目光和现代梦的渴望。在共和国追寻现代的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以自己的话语言说自己,无奈地几度上演"变形记",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①。     

论十七年文学的主体建构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文学上接延安文艺的传统,致力于为意识形态服务,围绕新中国的发展组织叙事。现代性时间的引入成为文本叙事中的路标,标示着战斗和革命的进程。时间常常在革命胜利或主人公的牺牲与成长时戛然而止,产生的修辞效果是主人公成为不完全主体,其非自足性强化了创造历史的集体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有机力量。在叙述者于统一价值规范下的自觉创作取向背后,真正隐藏着的叙述者是“阶级”话语。     

《文艺报》与“十七年”作家自我批评空间建构——以作家“成长”轨迹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以权威主导角色参与了作家自我批评空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以《文艺报》为中心的考察,清晰地展现出“十七年”作家在自我批评中“成长”的大致脉络。作家生存方式与身份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文艺报》上折射出的作家转型、调适与新生的心路历程为我们了解此“成长”轨迹提供了最好的参照。     

十七年文学史视野下的“风雨楼”——阿垅遗稿与潜在写作

文章认为阿垅在17年阶段中的诗歌文学创作基本是以所谓潜在写作的形式呈现的,因此梳理并归纳诸如阿垅这样在文学史中被遮蔽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就具有了实际的文学史意义。     

论“工农兵文学”的独特样式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工农兵文学"。其样式特点是:政治化的生活事件和政策性的表述;预期性的情节发展和合目的性的效果;从政治着笔的人物描写和政治性的褒贬态度;公众化的意识和直奔的主题;民族化的体式和大众化的语言。这一样式不是模式,而是一种文学的类型。在当今,它不但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有发展的可能性。     

《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文体规范建构——以“话语修辞”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文艺报》以其权威主导媒介角色参与文学批评文体规范的建构。文体规范的生成与确定离不开特定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规约,而《文艺报》在“政论体”的塑造与示范以及具有“唤询”意味的结尾处理等环节建构中彰显出权威主导媒介价值观及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历史角色。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     

"十七年"文学中的另类爱情叙述

“十七年”文学的大多数作品中有关爱情的叙述,遵循的并不是情感自身的逻辑,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逻辑。不过,也有一些作品中的爱情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主流叙事的樊篱,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呈现出一定的另类色彩。这些作品中的爱情描写虽然也赋予爱情某种超验意义,但遵循的则是情感自身的逻辑,甚或在有些叙事中爱情会成为多重意义生效的场域。在这些小说文本中,叙述者或者在宏大叙述中隐现女性意识,或者在城市的新与旧中展现爱情,或者在诗意与情愫中表达男女之情的幽微。     

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工农兵文学——对工农兵文学的总体评说

中国工农兵文学既和世界文学相通,又凸显出自己的独特性.其和世界文学的相通之处是文学性,独特性表现为：遵循工农兵阶级感情规范,否定个人自主的文学性质;通过人物形象而又直白地表达公众意识的抒写方式;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相结合的作品形态.它对世界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也存在一些文学的失误.当今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而是要纠正它的失误,把它的失误当作对我们的警示.     

为时代而译:《译文》《世界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译介

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译文》(1953—1958)与《世界文学》(1959—1964、1966)是唯一一份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官方期刊。在国内外政治局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以1959年更名为界线,该刊前、后期外国文学译介的选取和译介方法不尽相同:《译文》体现出中苏友好"一边倒"、团结一致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时代特点;《世界文学》则体现出亚非拉各民主国家众志成城、反抗"美帝苏修"的时代特征。《译文》与《世界文学》的译介活动坚持"政治标准"为第一要义,是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学行为。     

《文艺报》与“十七年”读者批评空间建构

在“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参与了读者批评空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以文艺工作者为读者对象的考察。为我们呈现了《文艺报》建构专业文艺工作者批评言说空间的历史角色；对几个典型问题的梳理，映射出《文艺报》建构读者批评规范与制造文化认同的权威文艺批评媒介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