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与传承: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比较考察

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是旅沪宁波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立的同乡团体,二者都是"团聚精神的象征",皆以"谋取同乡福利"为己任。所不同的是,四明公所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同乡组织,而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更富现代意味。二者成立的时际不同,内部结构、外显功能各异。宁波旅沪同乡组织的近代行程和现代转型,表明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同乡组织有着很强的再生能力和坚韧性。这一转化传承不仅映照出社会变迁,折射出时代特点,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以及文化的延续性、广容性等特点。     

试析近代以来北京广东会馆的变化

明清盛行的同乡会馆组织，进人近代以来逐步发生变化。本文具体考察近代以来北京广东会馆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阐述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会馆组织由关注同乡发展到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最后与政治结缘日益密切，政府监控会馆的措施与手段因而强化。近代以来会馆内部也危机重重，导致民心涣散。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会馆陷入百弊丛生的困境。建国后，会馆逐步收归政府管理，会馆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政治动员初探(1925-1949)

江淮旅沪同乡会是苏北旅沪移民社团中规模最大的同乡团体,其理事长亦是上海青帮中势力颇大的头目。中国共产党在与江淮旅沪同乡会打交道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动员经验:利用同乡、亲属关系,对该社团的核心人物进行动员,进而影响整个团体的政治态度;国民党的独裁、腐朽统治,加速该社团倾向革命;挖掘江淮人讲义气的性格特质,顺利实现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动员江淮同乡会,并不是肯定同乡组织及青帮;解放后,这类组织被逐步消解。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的尝试,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商人会馆的乡土特性

商人会馆的乡土特性高崇近代的会馆是商人自办的同乡联谊组织。有关论著只注意到会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实，乡上性却是商人会馆的首要特征。会馆的前身是各地方官府在京师设置的办事机构，汉代称郡统，唐代为进奏院，宋代叫朝集院，主要供各地进京办事的公人歇脚，...     

近代天津会馆与同乡组织及其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天津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各方移民移居该地后,为了联络乡谊、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往往因地缘或业缘的关系组成会馆或同乡组织。这些组织为了同乡人的共同利益,往往在客籍地举办诸如收容落难同乡,设立义地,为同乡子弟开办学校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惠及身在异乡的同籍人,而且还融入到客籍地民众生活中,构成了客籍地慈善救济事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京城徽人会馆片羽

“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人寄命于商”。明清时期,徽州人经商四方,走遍天下。为了联络乡谊,方便经商所在地徽州同乡处理商场和应试等事务,他们纷纷在经商的市镇建立徽州会馆、新安会馆,作为徽人的聚会、议事之所。当时北京为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市繁华,商业繁盛,很早就有徽州茶商、布商、典商等在京城把生意做得很热闹。第一个徽商在外建立的会馆,最早就诞生在北京。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其中徽商一直是活跃于该地区的重要商帮之一.传统中国强烈的乡土观念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因此,众多的徽商客居和贸易于上海催生了徽宁会馆.徽宁会馆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里,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同时也强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做为一个客籍商帮的同乡组织,徽宁会馆还是近代上海城市商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见证,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论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的作用及发展前景

在日本有很多华侨华人的同乡会,其中最活跃、最有代表性的是福建同乡恳亲会①。回顾福建同乡恳亲会发展的历史,可以反映同乡恳亲会在凝聚华侨华人的民族精神,爱国爱乡,团结互助,促进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乡会的形成、发展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侨华人发展的历史,同乡会面临着的新老华侨衔接及观念差异等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后华侨华人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民国会馆的演变及其衰亡原因探析

进入民国以后,会馆这一民间社会组织进入衰亡期,经历了向同乡会、同业公会以及商会和存袭原有名称三种转变。就其衰亡的原因,一是内部固有的落后性即封建性,二是社会的变异使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论明清会馆的社会基础

明清会馆是本土社会在自然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民间同乡组织.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其提供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不断强化的地域乡情观念,为会馆创设提供了情感动力、 认同基础和维系纽带;二、 科举盛行和商业经济发展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为会馆创建和服务提供了主体即流寓人口;三、 政府的认可,确保会馆作为民间组织能够合法地生存和发展.三方面的综合作用是明清会馆大规模长期存续的深层根源.     

团结亲爱·嘉惠灾黎·告慰同乡：河南旅沪同乡会的事业（1930—1950）

近代以来,上海这一移民城市中,兴起了大量同乡组织,其中河南籍移民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但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自清末民初始,河南旅沪同乡相继成立了各类同乡组织,在原籍日益严重的危机中,河南旅沪同乡会于1930年成立。它建立了自己的活动场所,确立了活动宗旨,以团结帮助同乡、赈济家乡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并在逐步融入上海城市的进程中,保持了上海与家乡的桥梁地位,为家乡的发展尽着自己的努力。不过,虽然它为自身的生存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但因没有稳定的经济、社会支持,以及河南作为家乡的破败,其事业的发挥亦不稳定,最终走向解散。     

徽州会馆辑览

徽州会馆是徽州商人和同乡聚会、祭祖、义葬与情感联络和朝考接待之所，是徽州人旅外的主要落脚点。是徽州祠堂的延伸和扩大，是“小徽州”与“大徽州”的纽带，是“无徽不成镇”的主要载体。     

天津近代同乡慈善组织的投资理财

近代天津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聚集了许多会馆、同乡会、慈善机构等民间社会组织。在这个经济快速崛起,政治、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近代化城市中,通过投资房地产、购买股票公债或依靠传统金融业,这些民间组织获得了不菲的收入,为自身的公益活动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北京广东会馆的价值取向

会馆是明清社会变迁特殊的历史产物。明清时期,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全国各地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因此而出现了大量的地域性会馆。这一时期北京广东会馆的数量约有４５所,绝大部分是由广州府和潮州府等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所建立。沿海县及其会馆分别占广东在北京建立会馆府州县总数的７６％和广东会馆总数的８０％以上。众所周知,广东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商人经商极为活跃。这就使北京的广东会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商业迹象,集客馆、试馆与商馆于一身     

郭沫若和四川革命同志会

一九二六年三月底,郭沫若从上海到达广州,七月底参加北伐。在这段时间里,郭沫若除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文科院长和在毛主席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外,还在国民革命军中担负繁重的工作。尽管如此,郭沫若还是十分关心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同陈启修(豹隐)等人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组织。一九二六年的广州是革命的根据地,许多革命者和爱国青年云集在这里。当时从四川到广州的人也日益增多。可是,“四川同乡在粤从无同乡会学会的组织,亦无革命份子的集团”。“鉴于省区革命运     

1921年上海公共租界乔杨案抗争的多重驱动——兼论近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与同乡会的关系

1921年6月初,上海公共租界的四川路上发生了一起因买卖纠纷而枪击毙命的案件,称之为乔杨案.该案发生后,坊间迅速流传开来,在马路商联会、同乡会等商界团体的组织下,华商进行了理性抗争,对租界当局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凶犯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在这场理性抗争中,街缘、乡缘与民族意识集结在一起,构成了抗争中的多重驱动力量,参与抗争的范围逐步扩大,参加抗争的人数逐渐增多,基于街缘性的马路商联会与基于乡缘性的同乡会在抗争中构建起了相互协调、一致行动的新型互动关系,同街、同乡等地域意识也成功地转化为民族意识.     

北京闽中会馆与妈祖信仰

明清二代,全国各省都在北京设有会馆,成为一时风气。最有名的有江西会馆、湖广会馆、江苏会馆、广州会馆等。福建会馆(即全闽会馆)的馆址是原北京财神馆,建于明中叶,在北京会馆中声名显赫。明代中叶后,随着福建文化教育的发达,进京会试的举子大量增加,据统计,明代福建有进士2208名,其中鼎甲29名,仅次于江苏、浙     

融入视角下海外华人商会与同乡会之比较——以海外温州人为观测点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是浙江省著名的侨乡之一。截至2010年底的统计,温州有侨胞43万人,分布在131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蜚声海内外的＂温州帮＂。温州人向有＂抱团＂之习惯,海外温州商会近年来异军突起,与传统的同乡会组织相比较,两者有不少交集之处,但在兴起的缘由、宗旨和职能、会员和性质等方面,不同之处是明显的。厘清两者异同点,才能使同乡会和商会组织相得益彰,促进海外华人的融入当地社会。     

民国时期财产纠纷中的乡情、公益与私利——以景德镇太平同仁局公产纠纷为个案

景德镇是著名的瓷业移民城镇,明清时期,由于瓷业生产和贸易繁盛,来自全国各地移民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在景德镇创办了以会馆和书院为主要承载的公产。这些公产担负着救济同乡、联络乡谊的意义,也诠释了中国传统社会慈善理念。但近代以来,由于制瓷业衰退和社会转型,同乡公产救济功能大为削减。民国后期,同乡公产在失去传统救济功能后,仅通过租赁来维系。随着局势稳定和生产恢复,原有的租赁问题由于同乡关系和个人私利产生纠纷,进而引起相关方矛盾。在财产纠纷中,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既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又能取得道德认同的优势,且在法律诉讼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公产纠纷中的复杂关系让案件本身变得无足轻重,更多凸显出诉讼各方利用私人情谊、同乡关系所展开的复杂利益博弈。     

歙县会馆物语

我们这里所说的“歙县会馆”,是指明、清时期建在北京的歙县会馆,而同时期歙县也在武汉、扬州等好多地方都建有会馆,则男当别论;我们之所以要在诸多会馆中,特别对“歙县会馆”加以专论,不仅是因为歙县是古徽州的第～大县、是古徽州府衙的所在地,而且更因为“歙县会馆”最具徽州会馆文化特色、已经成为中国会馆文化研究界公认的“标本性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