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

考察《从文自传》之中的“身份预设”,不难发现，“乡下人”,便是沈从文对自己所作的“身份预设”。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言之，倘若说20世纪30年代《从文自传》之中的“乡下人”内涵主要是从创作层面出发，针对“城里人”而言的。那么，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则更多是为了凸显自身精神的独特性与思想的边缘性。实际上，这种凸显，恰是这一时期，沈从文对自身思想源头进行了清醒审视之后的直接结果。     

病情史料发掘与沈从文再认识

沈从文的家族存在着强大的“疯狂”遗传基因,这使得沈从文的感知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异常性”,并对其文学活动、精神流变与生命创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中期,沈从文文学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出现了诸如《看虹录》《绿魇》《莲花》之类的“悦乐疯狂”之作,并产生了“神”、“生命”等超逻辑的思想命题,与这一时期他病情的加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学者的态度”--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遭遇创作危机,同时不断重申以胡适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传统,这种文学主张和态度与他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沈从文关于作家主体、创作的重要性、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回乡之行”的写作与五四新文学的理想遥相呼应,从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

下意识心理描写是沈从文创作中常见的节目。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沈从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在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及其创作的主体走向上,沈从文没有走向弗洛伊德主义。他对“生活”与“生命”的诠释以及对乡村各种生命形式的探寻与发现,显示出他对人生的心理学观察角度,并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心理学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只有全面理解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关系,才能对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田园牧歌∶沈从文小说的“文体”

田园牧歌∶沈从文小说的﹃文体﹄●李德尧１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能称之为有“文体”的不多，而最能称之为有“文体”的是鲁迅、沈从文。沈从文在３０年代初被人称为“文体家”。从事小说创作而被誉为有“文体”的“文体家”，当然不是说只有他的小说才具备小说的完美形态...     

“大师的批评”之另一面——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局限性

30、40年代的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大师”级人物。沈从文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写下大量的批评文字。作为“大师的批评”,沈从文的批评文字的确有独到之处,但其局限是非常明显的:个人艺术趣味对其文学批评的制约;对左翼文学现象作简单化排斥、抵制所反映出的批评家学术立场的缺失;对理论的轻视与排斥所表现出的轻理智主义倾向。     

沈从文1940年代创作的晦涩

沈从文1940年代的“抽象”类写作呈现出一种晦涩的风格。作品的晦涩源于作者个体生命经验和现代生存境遇的独特性以及作品独特的表现内容和个性化的表现手段。沈从文作品晦涩风格的形成不仅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也与传统湘西世界中的“神”有着密切关系。     

沈从文与左翼文学——兼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正> 不管什么界的名人去世,正常情况下次日消息即可见报.可沈从文去世最快的消息是外转内.《人民日报》直到九天后才告知全国读者.这个有点反常的情况也算一种文化现象吧,颇有引人深思之处.果然,不久便有关注沈从文的人们发表议论,感慨或惊异于这样一位享有艺术盛名的老作家的逝世竟然在大陆显得如此之寂寞.感慨显然出自为沈从文鸣不平的良知.可是当我们冷静回顾一下沈从文自二十年代末以来与“政治”(或左翼文学)的恩恩怨怨,就不会惊异,甚至也懒得感慨.沈从文生前一再嘱咐亲属,     

沈从文乡土文学品格初探

<正> 早在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就获得了“天才作家”、“多产作家”、“文体作家”、“乡土作家”的称号,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他的系列乡土文学作品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湘西特有的泥土馨香,给中国新文学的艺术殿堂芹献了一束奇葩.但由于历史的偏见和误会,沈从文及其“具有充分生命力”的作品,曾一度被粗暴地埋没在历史的断层里.今天,对沈从文及其作品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本文想就沈从文的系列乡土文学作品作一点肤浅的探索.     

沈从文作品中的泛神论成因探析

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承认自己是一个泛神论者。泛神论这一舶来品在沈从文的视野下发生了异变,成为一个独特性的文学史现象。崇尚自由和执著理想是其泛神论的两个成因。一方面,沈从文崇尚自由的天性得益于地域文化、母性文化等的影响,使其以悲悯的情怀看待人与自然万物,消解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界限。这为其后来泛神论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沈从文得益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外来文化的撞击,把描写“人性最深切的情欲”,重塑民族性格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虽然20世纪40年代自身境遇特殊但信念执著,更加专注于“人性”的描写和研究。最终导致了泛神论的确立。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同时是相辅相成的。正是二者的同时兼备,促使沈从文的泛神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一个”。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接受研究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在建国后长期被主流话语忽略和批判,后来随着“沈从文热”在海内外升温,“湘西世界”逐渐成为瞩目和神往的对象。这个世界是否“桃源”的争论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桃源”情结是沈从文和读者共有的,是人类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和期待。审美经验沟通了作者和读者,“湘西世界”成了沈从文和读者自我救赎和抵抗异化的虚拟天地。     

雅:大美之境——范曾美学思想管见

“雅”作为范曾美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它是洗尽铅华的大美之境,是纯正古典的“中和”之美,是“去物去我”、引导人类返璞归真,走向和谐之境.范曾艺术上卓尔不群的气质和清峻绝俗的笔墨,是其“雅”之所至.读他的艺术作品,可使你的精神清纯而高华.因此,“雅”在范曾的美学思想里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风度,是一种气质,是一种胸襟,是一种豁达,是一种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水:生命的隐喻——沈从文略论

沈从文对“生命”的理解与他对“水”的自然性态的感悟密切相关。水的“润下”、“顺其自然”和流动不居与柔性 ,构成沈从文“生命”的隐喻。     

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明确其思想与创作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却是沈从文研究的一大难题。从时间的角度以及沈从文的风景描写与“风景中的人”三个方面来看，沈从文具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行的独特魅力。“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两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形成了极强的艺术与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不二法则——真实，也造就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和耀眼。童庆炳先生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切实的起点。     

文坛交互与自我重塑:对沈从文20世纪30—80年代自订选集的综合考察

20世纪30—80年代沈从文有多种自订小说选集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36年的《从文小说习作选》、1957年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和1983年的《沈从文选集》。通过考察它们的选篇变化和文本异动可以发现,沈从文选校作品的活动往往是在与文坛对话中进行的,而最终的选定、改定的文本也彰显了不同历史语境下作者重塑写作史、表达文艺理想的愿望。就《从文小说习作选》而言,沈从文改写了自己一度追求“实利”的写作动机,表现出对“乡下人”道德理想的追求;而《沈从文小说选集》则强化了革命话语对小说选篇和文本修改的干预,增加了大量表现底层民众苦难和革命斗争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新中国历史话语的认同;《沈从文选集》的编选既反映了作者在新时期获得重评的渴望,也受到文坛上诸如“丁沈失和”等人事龃龉的影响。     

“文明”与“人性”的冲突——论沈从文小说中两种精神的对峙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沈从文,30年代就以其对人性的独特探索著称于文坛。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专治统治空前黑暗的时代:社会制度日益腐败,革命的浪潮此伏彼起,历史正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在这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沈从文以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和眼光来思考,探索中国民族的命运问题;他凝眸于历史交替中的“常”与“变”的错综、恩与怨的纠缠、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希冀从这种常与变的对照中,唤起人们对生存意义的明悟,使人们获得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沈从文站在乡村与大都市的夹道上,一面构筑着自己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一面傲视着大都市的“文明”,从原始朴拙的人性美与大都市嘈杂的文明的夹缝中思索着人生与命运,探索促进社会前进的动力。     

幻想的彼岸世界——沈从文的道德观试论

<正> “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个世界,委托文字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本世纪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创作已臻成熟,常作哲人之玄想,反省过去,思索将来,认识日逐独到、深刻.他认为“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美的极至就是善的极至,因而崇高的善构成美的内在意蕴.以道德为准绳去认识世界、衡量人事,构成沈从文的特有认识视角.沈从文的道德观念,与传统道德不同,具有全新的内容.正确把握他的道德观,是认识他创作的关键.     

沈从文小说尚"三"特征探析

沈从文小说具有突出的尚“三”特征。沈从文小说尚“三”主要表现在人物设置、氛围营造、主题传达、情节安排等方面。尚“三”不是沈从文随意的创作习惯,它有着悠远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以“三”为法的民族无意识潜在支配的结果。探索沈从文小说的尚“三”特征,有利于深化对沈从文的认识。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