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与法治

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法治是国家依法治国的方略,法治国家追求的是国家有良好制度;全体社会公民有良好的认同法律、遵守法律的思想条件。和谐社会与法治之间即有价值目标的同质性,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法治建设。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对策探讨

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处于重要地位。但是目前农村法治建设存在一些问题,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分析了农村法治建设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应该从发展农村经济,健全农村法律体系,加大普法教育力度,完善农村法治运行机制,强化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方面来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有机构成及历史地位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和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经验、对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法治建设上的体现.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辨析何谓法治、何谓理念,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有机构成及其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根本区别,并且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放置到马克思主义法学传统中去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先进性和历史地位.     

建设法治社会与“以人为本”的密切联系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法治思想既要继承古代法治思想的优秀成果,又要结合中国国情,最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传统的法治思想内容庞杂,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且古代的"法治"和今天我们提倡的"法治"社会建设完全不同。封建社会毕竟是皇帝说了算,因此古代的"法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人治"。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区别。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刻不容缓。为了更好地吸收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理性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才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我国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吴敬琏与郎咸平法治思想之比较

为了避免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要建立法治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郎咸平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和产权改革必须先制定法治化的游戏规则,才能避免广大民众被掠夺,为此必须用新法治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两人的法治思想体现了法治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市场与规范的关系,国家和民间组织在法治化建设的地位以及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两者的法治思想既有一致性又有对立性。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类型取向

法治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声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由于我国传统和现实的因素制约,在建设法治类型上产生了分歧。在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的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兼顾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目标,推进法治化进程。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为环三都澳区域经济建设服务

环三都澳区域经济建设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保驾护航。目前宁德市正进行轰轰烈烈的环三都澳区域经济建设，探讨宁德市目前法治建设的现状、在法治环境方面影响经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与检讨过去宁德市法治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探讨政法部门应如何为环三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探讨在宁德市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以为环三经济建设服务。这一切在当前、在宁德市意义尤其重大。     

学习习近平关于全民普法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关于全民普法的重要论述是引领中国新时代普法工作开展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新时代全面开展普法工作、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建设法治中国而提出的科学理论.习近平关于全民普法的重要论述涵盖了普法与全民法治宣传教育、普法与提高社会主义法治意识、普法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普法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习近平关于全民普法重要论述的时代意义在于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化开辟了新境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擘画了新蓝图,为当代世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贡献了理论成果.     

中国农村经济法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农村经济法治研究是伴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化和农村经济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展开的.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经济法治研究推动了农村法治观念和农村法治信仰的形成,构架了农村经济法治的论证体系,提升了农村经济法治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打造了一批农村经济法治研究平台.但是,中国农村经济法治研究也存在诸如对农村经济法治研究本身重要性的认知未真正落实在行动上,未能将研究与农村现实世界紧密结合,对中国法学发展和法治化进程的贡献率低等问题.新时期要提升中国农村经济法治的研究水平,须进一步提高对农村经济法治研究的重视度,并根据农村经济法治研究的特点和任务,革新研究方法、树立问题意识.     

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农村法治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成败。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法治的顺利进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采取有效对策,推进农村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法学思考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所需,是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深化和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树立法律权威的需要,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教育的民本化思想,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警惕法治保守主义,重视法律职业群体的作用.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探析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法治国思想可概括为:治国安邦,要实现从个人到制度、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建设法治,要处理好民主与法制、执政党与法、权力与法三对关系;厉行法治,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思想解决了为什么要实施法治,如何建设法治,如何推行法治等重要理论问题。坚持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建构路径

法治建设指标与法治指标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明显的差异,从法治建设指标的合法性、系统性和权威性需求出发,建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必须包括制定法治建设实施纲要、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法治建设指标的考核标准与程序等三项内容。法治建设指标是对法治建设本身进行的一种绩效考核和工作考核指标,其建构主体必须是官方机构,其推进策略应该是总体规划与分项推进相结合,其实施目标是为工作的落实和评估后的改进提供明确的指引。     

法治与德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基本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运用法律来调控经济活动,但“法治”的强制性又决定了其局限性,因此,还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只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新思考

建设法治国家也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但考察我们的法治进程可以看到,这种所谓共识只是表面的,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可谓举步维艰。当代中国推进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经济基础薄弱,建立法治起点偏低;几千年人治历史影响根深蒂固;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让各阶层对我国推进法治的坚定决心心存疑虑;法律体系自身建设问题较多,宪法的权威远未确定;法治教育与法律普及工作从内容到形式尚停留在初级阶段等。     

法治的德性探析

法治的德性即构成法治社会模式的道德要素。法治主义理论传统通过将多元道德统一化、道德法律化、服从法律神圣化,建构了以正义的道德、规则的道德、服从的道德为主体的法治德性体系,将道德要素有效注入法治社会模式,实现了道德和法律在法治框架内的融合,奠定了法治的正当性、操作性及有效性之源。法治的德性理论表明法治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是德法共治的最优形式。法治道德建设品质将决定法治国家建设的质量与位阶。中国的法治道德建设依托灿烂的传统道德资源及伴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定会升级法律与道德融合品质,为人类贡献更高质量的法治。     

法治建设论纲(上)

中国长期的传统人治，经过清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次历史红灯禁行后，时代终于选择了法治．尔后人过80年代初始的法治实践，为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立义法治奠定了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法治究竟如何建设，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内容和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首先是法治精神的建设，主要包括法治秩序和自由，法律正义和效益，法律信仰和法律自治；其次是要建构新的法治模式，主要包括新的法治理论模式、权力分配与制衡模式、法治运行模式和法律监督模式；再是要重视法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并充分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力与转化趋势．     

法治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仅有助于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而且农村法治建设本身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法的理论和法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就内涵而言,“新农村”是以现行宪法制度为前提,以宪法所致力于构建的宪法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社会状态应该是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涉及农民主体地位、农村经济、农村治理、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等六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82宪法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8 2宪法被公认为是我国宪法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 ,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82宪法确认国际公认的法治原则 ,较好地体现了宪法的法治功能和价值 ,特别是 99修宪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 ,82宪法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缺憾 ,这与其对中国法治建设推进方式的选择和具体的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关联。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必然会促进 82宪法的进一步完善 ,而 82宪法的不断完善又会对中国法治建设起着更好的规范和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