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古典诗词的“形似”与“神似”

文学是现实生活形象化的反映。对它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塑造艺术形象。古代文论家说:“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黑格尔论述《艺术美的概念》,称:“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都认为社会生活和自然界里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是文学创作的物质基础,经过了作者心灵的筛选熔铸,被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带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 诗当然也如此。锺嵘说:“指事造形,穷情尽物”;刘勰说:“诗人感物,连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窥意象而运斤”。王昌龄谓:“搜求于象,入于心境,神会与物,用心而得”。遍照金刚指出:“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     

论“文贵形似”的诗学意义

刘宋、齐梁诗歌创作中的"文贵形似"倾向,体现了对诗歌客观逼真地描绘事物外在色彩、形状、姿态的重视,也即对诗歌绘画美的自觉追求,意味着诗歌本质观和抒情方式的重大改变.由于那些精妙的"形似之言"往往就是"传神"之笔,所以"文贵形似"就不仅仅是对"形似"的看重,还意味着对"传神"的追求.这一诗学现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轼非“形似”论源流考

<正>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形似”是与“神似”相对而言的,它们都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但一重规画形体,一重传达精神。这种观点是有根据的,但不全面,因为古代围绕“形似”展开的争论,范围远远超过艺术描写。我认为:北宋以前“形似”有二义,一指绘画中的描绘形貌,二指诗文中的景物描写。与此相应,对囿于形似的批评分别来自画论中强调传神和诗文论中主张兴寄两方面。苏轼的贡献在于突破了诗画界限,提倡传神与寓意的统一,在创     

形似·神似·不似之似──中国画造型审美特征说略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画的造型是以“形似”为审美特征的,后来发展到以“形神兼备”为审美特征,现在中国画造型艺术将以“不似之似”作为审美的重要特征。     

从山水诗的勃兴看“文贵形似”论的历史意义

现在人们提到山水诗,首先想到的多是情景交融的意境理论,津津乐道的也多是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及严羽的妙事语说、王士祺的神韵说.其实,如果考察山水诗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山水诗的勃兴,在文学批评理论上的首先影响和作用,应是促进了“吟咏情性”说的发展和“文贵形似”论的提出.过去在论文及六朝关于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时,研究者大都着眼于“吟咏情性”说和“感物吟志”说,并阐释总结了心物交融的文学创作理论,而对“文贵形似”论,则忽略不提,或一笔带过.究其原因,则是唐宋以后,“文贵神似”论早已深入人心,意境理论也逐渐形成,故对“文贵形似”论,很难有所新的价值阐释和理论评估.然而.随着对山水诗艺术发展史日益深人的研究,我们便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文贵形似”论的历史存在,及     

论"巧构形似"

贵尚"巧似"成为晋宋之际尤其是元嘉时期一股重要的文艺风尚,它同时体现于诗和画这对姊妹艺术之中,这不仅可以从刘勰、钟嵘以及宗炳等的批评著作中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可以从当时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得到证实.我们看到,"巧构形似"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其基本审美取向是以自然景物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追求作品中的景色与自然形态的景色的高度一致和相似."巧似"既是诗画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需求,同时又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即自然山水日益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形似 神似 诗意——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精义解析

苏轼的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流播之广、影响之大、评论之多是古代题画诗中的唯一。它既受推崇,又被诟病,至今尚有不少论者还在阐释它。我们结合苏轼生活时代的绘画风气以及苏轼本人的绘画审美价值立场,审慎阅读诗中的语词,并把这两首诗作     

中国古典山水诗"形似"论探析

魏晋山水审美意识的普遍自觉带来了山水诗的勃兴,而在当时造型艺术以形传神和赋体文学铺采?文的影响下,初创时期的山水诗以对山水外在形貌的摹写为美学追求。与此同时,诗论家们以“模山范水”、“巧言切状”的“形似”、“巧似”作为山水诗创作的理论总结,而唐代王昌龄的“物境”论则强调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中的“形似”,并将“形似”提高到了“境”的美学高度。     

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读孙逖山水诗

从南朝到唐朝,从道家到儒家,“文贵形似”和“形神兼备”属于两个朝代不同的美学理论和审美追求。唐朝诗人孙逖的山水诗中不但体现了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的诗风之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哲学和审美追求的发展。     

“文道论”与“理念论”

中国古代文艺是以“道”为核心的,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屈一指的“文道论”。西方文学艺术也有个类似“道”的东西,称之为“理念”,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西方文论中赫赫有名的“理念论”。本文试图将“文道论”与“理念论”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探索中西美学与文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各家“文道论”皆是各道其所道,歧说纷纭,五花八门:有“自然”之道,有“阴阳”之道,有“圣人”之道,有“义理”之道。西方美学与文论中的“理念论”,也是一个歧说纷纭的概念,     

怎样科学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兼析“形似审美意识形态论表述”

文艺本性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要义及主要问题在于:要不要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要坚持怎样的意识形态性、怎样科学地坚持意识形态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不讲求唯物史观意识形态性的;还有一些学者虽然主张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性,但却使用着"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字面说法,因而表里不统一,形成了"审美意识形态论"话语群体中的"形似表述",也不能切实地坚持意识形态性;"审美社会意识形式论"的主张才是对文艺唯物史观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坚持。     

“形似神不似”：诗歌与音乐的区别及其艺术原理意义

虽然诗歌和音乐具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在艺术根源、幻象性质、语言运用、符号载体、内在品质这些方面分别存在梦境与醉境、空间与时间、理性与感性、能指与所指、诗歌与诗意的重要区别,并因此具有不同的艺术性质。分析这些区别对于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理解艺术的本源,拓展艺术原理,把握艺术趋向音乐的根本原因具有积极作用。     

论“真”与“真理”

论“真”与“真理”王路本文认为，真与真理是两个概念。西方哲学家所讨论的“ｔｒｕｔｈ”或“Ｗａｈｒｈｅｉｔ”是“真”，而不是“真理”。然而，多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以“真理”一词翻译解释西方语言中的“ｔｒｕｔｈ”（或“Ｗａｈｒｈｅｉｔ”）一词，由此导致我们...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郭象“独有论”与巴门尼德“存在论”透析

魏晋时期,玄学家郭象和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虽然身处不同时空,但却先后对世界的本原各自提出体系完整的“独有论”和“存在论”。二者思辨的逻辑理路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又分别从具体存在物总合和最普通、最抽象、最一般的类本质的哲学概念两个角度探讨“有”和“存在”的特征与属性,可谓迥异其趣。此二者的思想在其所处时代,乃至后世对于哲学的发展皆具有巨大影响,其中佛教和基督教对二者学说承继的扬弃,对于从全新角度深入研究二者学说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艺术界”与“艺术惯例”论意义初论

现代艺术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模仿"说和"表现"说的理论框架,这不仅使传统的艺术本质论陷入困境,而且使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变得困难起来。针对这种局面,丹托与迪基先后提出"艺术界"与"艺术惯例"论,尝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何为艺术的问题施行非本质主义的回答。在这里,以往关于艺术的定义让位给关于艺术的叙事:一件物品是否能成为艺术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创造者、批评者、欣赏者之间所建立的某种约定,以及与艺术史之间所建立某种联系。尽管这种理论并不深刻,在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也极易引起争议,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路向,并对当今的艺术实践提供了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和支撑,这一切似乎标志着新的理论转型的来临。     

论“真”与“可能世界”

"真"与"可能世界"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前者表明的是命题与命题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事态的符合,而后者表明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事态在相对同一的基础上如何以现实世界为基础表述出来,二者相互结合才能使我们适度精确地理解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指和意义所在.     

钱钟书论“复古”与“仿古”

在对待“古”的问题上,钱钟书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是为复古辩护,认为源于进化史观的“后来居上”理念在价值论上行不通,“复古”并非“逆流”,而且复古之“古”本质上具超时空性,一定意义上复古与革新对立统一;二是反对仿古、袭古,认为文学创作应注重生活,致力创新.前者强调的是延续,后者重视的是创造,从正反两个不同方面凸显钱钟书关于文学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辩证认识和冷静态度.     

论“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

“应用逻辑”这个概念,康德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就把它作为逻辑学分类的一种使用。康德将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先验逻辑”、“特种逻辑”,然后再将普通逻辑分为“纯逻辑”与“应用逻辑”。在康德看来,应用逻辑是对于知性及其必然的具体应用规则的表述。而康德所谓的具体应用则是在偶然的、主观条件之下的应用,这些条件可能阻碍、也可能帮助其运用,并且,也都是经验中给予的。他认为应用逻辑要研究注意力及注意力的障碍和因而产生的后果,要研究错误的来源、研究怀疑、踌躇与信念的种种情态等等。后来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也认为这种相对于纯粹逻辑的“应用逻辑”,乃是一种从事于具体认识的逻辑。因此他说,“因为     

王船山论“道”与“德”

<正> 现代人都十分熟悉道德这个概念。今天用来翻译西文Moral一辞的“道德”,虽然先秦《管子》、《荀子》书中即已出现,但在大多数思想家那里,“道”与“德”多分开使用,二者各有不同的伦理意义,相互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王船山也把这两个范畴作为伦理学说的主要范畴。他关于“道”与“德”的理论,不仅形成他最基本的伦理学观点,而且还透露出不少极有价值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