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与反传统——李泽厚谈五四运动

新儒学派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我不以为然。五四应该全盘肯定。五四确实遗留下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思想启蒙方面遗留的问题更大。正因为如此,五四的现实意义更大。全盘反传统不是一种科学态度。五四反传统的过激,是封建传统极为强大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的必要的行为;如在今天仍然强调这点,只能成为一场历史闹剧。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三题

近年来,文化深层结构论、文化相对论和哲学释义学方法引进了文化史研究,国际上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也对国内的“文化热”产生着一定的影响,由此而来的对中国近代的反传统思潮、特别是对“五四”的反思亦成为文化史的热门话题,这无疑有助于深化文化史的研究.但问题亦随之而来:一、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是不是“最传统的反传统者”?他们以近代西方文化作参照系来反省传统文化,是不是一种片面和浅薄的表现?二,从释义学方法能否得出近代启蒙者根本不可能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论?三,应以何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探寻?以上三个问题都涉及对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史的认识和论的评价问题,本文拟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从"五四"说到"新国学"

从清末和"五四"前夕起,国学实际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老传统,一个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至今未能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很大误解,诸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文革"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等."五四"虽有偏激,但并不"全盘反传统".它主张科学民主,与"文革"的个人专制与个人迷信完全不同.     

对“五四”“反传统”的思辨

超越“五四”一直是学术界的时髦话语。如果我们不理解“五四”的本意,又何言“超越”？于是,我们看到,当“超越”成了一个流于形式的“银样蜡枪头”时,思想的困惑和尴尬就势所难免。固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思想禁锢大开,但俯瞰８０年代以来,尤其是９０年代先后出现的几次“文化热”,不能不令人心寒。这些讨论无不与“五四”时期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关,然而研究的观点和结果仍摆脱不了“五四”窠臼,要么说全盘反传统好,要么说全盘西化不对,最后都留有一条光明的尾巴———“五四”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     

郭沫若对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批判和他的中西文化观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观,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不仅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而且对全盘反传统主义也是持批判态度的。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作探讨。     

百年新诗的民间话语研究视角

回顾百年新诗,必须回到五四"反传统"起点,来做重新的思考和审视。"民间"话语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十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五四以来,新诗正是借助源于"传统"的民间话语,很好地弥合了与古典诗歌传统的裂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性品格,实现了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百年跨越。但同时,民间话语又给新诗带来了一些缺憾和问题,需要我们客观地对其有效性与复杂性予以正视和辨析。     

关于“五四”反思的反思

“五四”运动过去70周年了,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于海峡两岸和大洋彼岸的华裔学者们都要年复一年地纪念它,需要从对于“五四”的反思来确定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有人把“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五四”学者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乃是为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所支配;也有人虽然肯定“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却反对“五四”打倒旧道德,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还有人批评“五四”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民族性,认为“五四”学者由于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是反民族主义的,因而难以提出正确的文化方案。本文试对上述观点作一“反思的反思”,以廓清人们对“五四”学者所作的某些隔膜的椰揄和不合史实的判断,并阐明笔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     

反叛与承继:五四人物与文化传统

本文认为,“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必然性,其动能来自传统文化内部,不能归因于“五四”人物的个人意愿;“五四”倡言反传统的人其实都是获得过传统文化的滋养、领略了中国文化精微的学者,他们建立在对传统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反传统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并容易使人忽略他们与传统本有的联系;“五四”时期反传统具有普遍性,胡适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例外。     

“五四”批判精神辨析

“五四”前后的文化是以反传统的特点载入史册的.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再造新的文化体系是“五四”时期的核心内容和永恒的主题.而这其中最可称之为精髓的就是“五四”的批判精神.“五四”的批判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甄别和驳难,使传统文化的优劣短长在现代文明显微镜     

近三十年学术界反思"五四"述评

对"五四"的定位与评价一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革命史范式将"五四"定格于现代中国不断革命中的关键环节;海外知识分子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对"五四"的激烈反传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而启蒙论者高扬"五四"的启蒙价值与人性关怀;如今,一种"大五四观"突破以往研究的藩篱与范式限制,从更高的层面与宏大的视角上重新认识"五四",其研究理路展示的恰恰是"五四"的真精神.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把握中西古今关系这一命题贯穿了百年中国现代史,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从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任剑涛先生认为,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代共和,并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陈卫平先生辨析了"五四"与全盘反传统、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方面的关系,以期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重建"五四"叙事;谭好哲先生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生论"文学观,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必须重视"人生论"文学观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精神启蒙价值和文学范式意义;方朝晖先生将中国文化心理特征概括为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迄今仍没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深刻;魏建先生以《女神》为例,通过这部最能体现"五四"抒情文学创作实绩之代表作的研究,总结了"五四"文学研究的历史教训;刘悦笛先生从世界文明的大脉络当中重新审视"五四",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在结合本土传统后,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六篇笔谈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为肯定"五四"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向度与新的思考,对于相关研究将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五四与反传统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五四反传统的问题一时又成为争论的焦点。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演变过程的分析,说明以儒学为中心、与旧政统相结合的道统的衰败,既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结果,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前提。五四在批判儒学独尊的同时提出了并立竞进的文化思路,这是五四的真精神所在。与此同时,本文对哈耶克的“传统至上”理念作了初步的辨析     

以科学态度对待中国文化或文学传统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文学传统,其深远历史意义与重大现实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然而,在当下"国学热"中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忧思的症候:读经复古,诋毁或否定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便是其中显著的两种。应该以科学态度对这两种症候进行深度剖析,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以及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反传统"给出实事求是的科学阐释。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诋毁“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叙事的运作策略

中国现代思想启蒙"拿女人来说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奇特现象。从五四时期开始,猛烈攻击封建"礼教",热烈张扬女性"解放",传统文化全面受到了诋毁。但是,五四反传统的运作策略,并非是以"西方"去反"传统",而是以"传统"去反"传统",启蒙者将民间"恶俗"之实,冠以封建"礼教"之名,孔儒学说的精神本质显然是被"误读"和"妖化"了。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发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处置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2019年5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百年纪念"高端论坛,本期所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其中,杨国荣先生由"五四"核心概念(科学和民主)与儒学核心观念(仁和礼)之间的相分相融,提出"五四"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深层观念依然与传统相涉;罗志田先生提出,"五四"对个人的一度看重虽更多是受外来影响,但我们不宜忽视中国传统中本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人,而"五四"使个人脉络化的"近代中国特色",却疏离于近代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个人观念;温儒敏先生认为,以"五四"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又赓续和再造传统,"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是儒学的转机而非灾难;何中华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视和深究"民主"与"科学"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文化决定论"试图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经济体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相信此组笔谈,对于相关研究将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儒反孔思潮研究回眸

非儒反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股思潮 ,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为很多原因 ,大陆学界对此的研究长期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进入新时期以来 ,大陆学者和港台、海外汉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论证基本上趋于同步了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和不同声音浮出水面。     

“妙悟说”的启示

“妙悟说”的启示余玫２０世纪初和本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西方文化的冲击。所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反传统文化旨在将国民于精神和物质都很困乏的境遇中拯救出来,是在历史逼迫下的反抗。而第二次国门打开后的反传统文化却是带有一种自觉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