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崖土司城的土家族文化剖析

唐崖土司城遗址包含着丰富的土家文化内涵,是土家族文化的结晶,透过唐崖土司城遗址,揭示其所包含的土家族文化,不仅有利于再现当时的土司场景,为唐崖土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文献资料,而且对于土司文化的保护、开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永顺老司城遗址周边土家族村落的人类学调查

老司城遗址周边土家族村落以老司城为中心,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形成了一套类似于“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体系,以服务于老司城的军事防卫、政治治理、经济所需及文化引领。这套体系凸显出老司城在土家族村落中不可忽视的军政及文化上的核心地位。     

论土家族土司研究的时代特点及未来走势

对1934年至2009年间土家族土司史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土家族土司研究深受三十年代抗日战争、五十年代民族识别以及八、九十年代以来土家族古史探讨之风的影响,具有围绕国家政权建设服务的时代特点;未来的土家族土司研究主要是走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道路,以此完成断代史研究、分层与分区的微型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形成专题研究以...     

试论重庆土家族土司文学

重庆土家族土司文学的体裁以诗歌为大宗,散文次之,词有少量作品传世,题材较为全面,反映了重庆土家族文人文学在明清时期的水平和成就,实现了从客籍而本土的转移;重庆土家族土司文学作家亦曾结集作品,其集惜多不传。     

浅析恩施地区土家族鼠崇拜遗存及其文化意蕴

在恩施地区土家族中存在民间故事《老鼠子嫁姑娘》、祀鼠日、洞鼠禁忌和鼠蛊等鼠崇拜遗存,其中包含了诸如生殖崇拜,祖神崇拜,忌鼠、媚鼠、敬鼠心理等文化意蕴。土家族鼠崇拜反映了土家族祖先信仰与生活状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起源与变迁的一般过程。     

土家族区域土司时代社会性质初论

土家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土司时代的社会结构从政治体制上说它是封建农奴社会,并有特殊的经济生活特征。     

恩施柳州城宗教文化的传承与消融

柳州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州城址的一部分,由于它处于清江流域重要孔道的特殊地理位置,其宗教文化独具特色,融合发展是土家原始宗教与外来宗教相互传承与消融的演变过程。     

关于土司制度研究问题

土司制度的重大历史作用,在于自元代施行土司制度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分裂割据政权。自是后,边疆民族地区边防巩固、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因此,元、明、清王朝及民国对边疆民族地区得以有效统治和长治久安。笔者从事土司制度研究五十余年,初步建立起了土司制度的理论体系与元、明、清王朝先后设置的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二万余人进行了整理、研究、考订和编纂。今后,对土司制度的研究,除了继续深入地进行土司制度理论与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二万人研究之外,当是着重(或言优先)如下三个方面的若干问题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一)土司制度的重大历史意义;(二)历代土司的重要奉献;(三)土司制度的如何"古为今用"。     

土家族土司人名训释

在土家族土司时期,汉文献记载有大量的以土家语命名的土司人名,这些人名具有较高的语言和文化价值。对这些土司的土家语人名进行解读,有助于了解土家族人名命名的一般规律和土家族土司历史文化。     

元明清时期澧水流域土家族土司机构考述

唐宋时期,澧水流域活动着向姓、覃姓土著“首长”。元明清时期,朝廷在澧水流域设置几个土司机构。统治各族百姓。     

土司术语与“土司学”的概念体系

在土司制度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土司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术语有力支撑着“土司学”的学科构架,是“土司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基石。梳理土司相关术语,大致包括制度层面、土司群体与土司人物、土司时期的相关事件、土司地理、土司地区的社会生活、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土司遗址等七个方面。     

无奈与必然的选择:土司分袭制研究

土司分袭制度是土司承袭的补充和完善,正式确立于清代的雍正时期。 土司的承袭直接关系土司的废立。 土司分袭 制有悠久的理论渊源和丰富的实践基础,是对土司承袭制度、职衔管理制度、边疆地区治理体制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也是土司制度的变化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做出的正确选择。 它不仅满足了土司家族的庶支、旁支获得了承袭土司 职衔的机会和愿望,而且平息了土司家族内部的纷争,也达到了朝廷削弱土司势力、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终为改土归流铺平了 道路。     

“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

“土司学”的提出以及推进的速度和力度需要总体考察与评估。“土司学”最初只是明清时期学校教育实体的名称,自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概念被阐发以后,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重视,并取得类似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扶植、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等良好的社会效益。然而,“土司学”推进的力度仍然有限,这需要在重视土司资料发掘整理和研究内容视野拓展、加强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两个着力点上取得突破。     

恩施州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劳务经济是缓解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恩施州是一个农业大州，但恩施州劳务经济在农民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维权服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要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应该有针对性地从组织领导、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劳务品牌、维权服务、回乡创业等六个方向来改变，这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加快恩施州新农村建设步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主持人语

土司研究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目前已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2015年中国的三处土司遗址成功申遗之后,土司研究更是备受瞩目。作为土司研究的重镇,吉首大学的研究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2004年,他们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他们首次提出“土司学”概念,并为其理论架构的搭建进行了不懈努力;2013年,为给土司遗址申遗提供学术支撑,他们组织全校力量,编写了《中国土司文化丛书》（共十一册）。今天,为适应土司研究发展形势的新需要,吉首大学决定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土司文化研究”专栏,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一个研究、讨论的学术平台。这无疑是一个有前瞻性的决策,我们衷心祝愿这个栏目能够长期坚持,办出特色,最终将其打造成一个精品学术专栏。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均涉及土司文化研究基本的理论方法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探讨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杨庭硕《对土司制度终结的再认识》指出,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应以专制度政体的结束时间为参照,中国土司制度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宣告终结,“土司残留”并不代表土司制度没有终结。李良品《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以后,我国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更替,民国政府解除了土司的义务,各地土司的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完全丧失,这些均标志着土司制度的终结。还有尚晴的一篇题名为《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的文章,利用新的方法论,专门讨论土司后裔在土司制度终结以后,为唤醒家族记忆,重续家族“传统”而做的种种努力。 本期的三位作者,既有资深的学者,也有在校的研究生。我们的栏目,不强调作者的资历,而看重文章的质量。欢迎海内外学者奉献佳作,共同把“土司文化研究”专栏办好。     

论土司学的广博性

“土司学”作为研究土司制度及其相关土司问题的一门专学,因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广博性、现实性,成为称“学”的基础。而土司制度存在时间的长期性与实施地域的广阔性,以及研究领域的宽泛性、资料的丰富性、学科与方法的多元性,共同体现了“土司学”的广博性。正是缘于“土司学”的广博性,促使土司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同时又使之成为一个新起点。     

论深化土司问题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

土司问题研究正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构建土司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前土司问题研究应强调历史大视野,因为土司制度的推行、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存在。同时,研究土司制度也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毕竟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治理模式。土司问题研究也要力戒泛化,要努力追求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土司学构建的进程。另外,要重视开展土司学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注意土司研究社会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尽快组织力量,广泛调研,集思广益,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的研究与撰写则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土司学的构建,并不是土司问题研究的终结,而是一个新起点。     

土司遗产多元参与管理模式探析

土司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其价值将会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保护和开发等管理工作也迫在眉睫。当前土司遗产管理的“一元”模式面临政府管理绩效堪忧、多元利益主体诉求无法满足的困境。土司遗产多元参与管理模式是由常态下的协商模式、事项下的激励模式、危机下的管控模式和探索中的活态保护模式构成的一个弹性开放的整体,同时要求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重视多元参与主体的重要功能和保证参与方式的多样性。树立协同合作理念、培育多元主体、激励融入与规范退出机制的建立、加强主体间协调和监督、防控危机事件、运用现代化管理方式以及借鉴其他世界遗产的管理经验是模式构建的有效路径。     

恩施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回顾与构想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国家整个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恩施州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制定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中,恩施州应该坚持“举西部旗、打民族牌、唱特色戏、建生态州”四位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这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恩施州的宏观实际所作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