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太子晋解》文体性质探讨

《太子晋解》虽是杂史类著作《逸周书》中的一篇,却呈现出与史学著作不同的特征,其文体性质值得探讨。首先,《太子晋解》虽然存在与赋体相类似的特征,但总体上看应该被视为小说,而不能被视为赋。其次,《太子晋解》虽然与师旷相关,但由于中心人物并非师旷而是太子晋,所以不宜被视为"师旷小说"。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宫体诗评价问题

在我国文学史研究中,宫体诗几乎是被否定的。今天看来,这种评价或许还可商榷。(一) 究竟何谓宫体诗?“宫体”之称,起于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宫”即“东宫”(太子所居)之意。《梁书·简文帝纪》云,萧纲为诗“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同书《徐攡传》则说,徐攡作诗“好为新变”;他任萧纲的太子家令时,其“文体既别,春坊(即东宫)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里只说到宫体诗是一种“新变”的文体,具有“轻艳”的风格,未说出其具体内容是什么。《隋书·经籍志》则说萧纲之诗,“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也就是说,宫体诗是艳诗,其内容是描绘女性和男女情事。刘肃《大     

西晋《户调式》校补

《晋书.食货志》收载的西晋的《户调之式》,是西晋赋税这种“常事”的“品式章程”,应出自收录“常事品事章程”的档案——《晋故事》。但收载的文字有讹脱内容也不完整,故作校补。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从情理层面上看,《文选》本身或昭明太子所为,确实存在着诸如《文选序》与《文选》、“彼此失照”、重渊明而选录陶之诗文不多、批评《闲情赋》而收入类其内容的作品等方面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无一能说明《文选》出于众人之手。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篇具体作品的取舍与刘孝绰等学士有关,武帝敕置东宫学士非为编《文选》计,“引纳才学之士”与《文选》的编纂非一回事。从实质上讲,《文选》完全是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编纂的。     

战国小说说略

战国小说的单篇之作可分为志怪和杂史两类,《墓主记》《王会》等属志怪小说,《高唐赋》《神女赋》可视为赋体志怪;杂史小说有《太子晋》《说剑》等。战国小说的丛集之作有志怪、杂史及轶事三类,其志怪作品又可再分为地理博物和卜筮占梦两类,各以《山海经》《汲冢琐语》为代表;《晏子春秋》《穆天予传》属杂史小说,《韩非子·说林》可归属于轶事小说。战国小说呈现与子史“互体”的自在状态,标志着中国小说史的开端。     

从《物色》测析昭明对刘勰的"深爱接之"

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勰的关系 ,是齐梁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二者一编纂《文选》,为出色选家 ;一巧雕“文心”,为大文论家 ,均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直接记录二者关系的可靠史料 ,只有《梁书·刘勰传》一条 :“昭明太子好文学 ,深爱接之。”关于萧、刘二人以及《文选》和《文心雕龙》的关系 ,目前学界有五种意见。此文从另一新的角度——审美情趣的相通 ,探讨一下二者的关系 ,测析昭明太子为何对刘勰“深爱接之”。     

《文心雕龙》与《文选》

南齐刘勰著作的《文心雕龙》(以下称《文心》)和萧梁昭明太子编篡的《文选》,具有互相印证、补充、修正的作用,因此,有的学者称为姊妹书,是完全正确的。刘勰在《文心》里用自己的观点评议先秦、两汉、魏、晋、南朝的文学,有的放矢,语无     

《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

一、"朝国人而以君命赏"——公元前六四五年晋国的国人会议《春秋》经传中不仅有很多有关国人的记载,而且还有国人会议的事例.公元前六四五年,即《春秋》鲁僖公十五年,晋国举行一次国人会议.背景是这样的:是年九月十三日,壬戌,晋与秦战于韩原,晋之戎马陷于泥泞,晋惠公被俘.十月,晋吕甥赴秦,与秦穆公订和约于王城,晋以太子圉(怀公)为质,以河东地归秦,秦归晋侯.十一月二十九日,丁丑,晋惠公归晋.这次晋国国人会议的基本史料,见于《左传》僖十五年和《国语·晋语》三.《史     

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札记

《鲁邦大早》中的“说”是雩祭的一部分。《昔者君老》讲述太子应遵守的各种“礼”．是儒家的礼学著作。     

《美人晨妆》诗作者考辨

以《昭明太子集》五卷本、六卷本、《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对《美人晨妆》诗考订,其作者应为昭明太子萧统,而非通常认为的简文帝萧纲。后人因树立文学典范的需要,将不符萧统形象的女性题材的诗歌都划归萧纲名下,这不仅造成了对萧统诗歌认识的偏颇,也影响到梁朝文学派别的划分。     

萧统文学思想新论

一日本汉学家清水凯夫教授在《<文选>编纂实况研究》一文中提出:昭明太子并非《文选》编纂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太子亲信刘孝绰是最有力的编纂者”,“《文选》是据刘孝绰的意志来选录作品”的。这是一种新的见解,如能加以实证,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清水凯夫教授虽然提出了一些旁证;但正面的、直接的、实质性的依据却一条也没有。因此,他的看法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某种难于落实的可能性。再说,清水凯夫教授也承认,实际上太子的文学观与刘孝绰的文学观“尽管两人的表现手法有些不同,但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不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认定,萧统的文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文选序》、《陶渊明集序》、《答晋安王书》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等篇章,并表现于他选编或主持选编的《昭明文选》对诗文的选择与编纂。这些当然仍是我们研究萧统文学思想的主要的乃至全部的依据。     

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

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曹道衡一清赵翼《二十二史记》卷十“《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条，提到了丁贵嫔死后梁武帝和昭明太子关于墓地事件的纠纷，认为属于“多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之例。的确，这件事不但在梁代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而且对研究《文选》编...     

敦煌文献《须大拏太子度男女背》“父言”补校与释读

敦煌文献《须大拏太子度男女背》英藏S.1497(甲)、S.6923(乙)、法藏P.4785(丙),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据甲乙卷辑《失调名·须大拏太子度男女·十一首》.《须大拏太子度男女背》原卷明确“父言”有四.“父言(来日见男女)”一首,《总编》校释疑“来日”是“尔母”之讹,事实并非如此;“来日”犹言“来时”;《总编》校释以为“心”或是“今”之讹,不确;“不许见”亦非不许两儿见母,丙卷作“不喜见”.“父言(世间恩爱相缠缚)”以甲卷为胜,佛经常以“树”为喻来阐释世情;并有“树下住”之喻,甲卷因“着”“住”音同而讹,而“相逢”“逢”意同,“相”又与前“相缠缚”之“相”重复,故校“相逢着/相逢树/风吹切”为“逢树住”.     

张良卒年及相关史事考论

《汉书·张陈王周传》所载张良去世及留侯“国除”的时间与《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不符。由这一歧异入手细绎史料,可以看出张良积极地参与并决定性地影响了刘邦“易太子”事件,由此与吕后、太子逐渐接近,而吕后专制、吕氏掌军及封王等局面的形成都与张良有脱不开的干系,他去世的年份正关乎西汉初年这一政治格局的剧变。《汉书·张陈王周传》的错误显然是班固“为贤者讳”的结果,但却留下了漏洞。至于张良的“成功不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汉初依照“功次”任职的体制不利于他获得与自己身份、才能相符的职位所造成的。     

齐国陈公子完世家姓氏流变考述

《左传·桓公五年》(前707年),陈桓公鲍卒,陈内乱,文公子、桓公弟佗(一作“他”)杀太子免而代之,是为厉公,杜预注以为佗亦名五父。《史记·陈杞世家》云:“厉公二年(前705年),生子敬仲完”。敬曰谥,仲曰字,完曰名。《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年)云:“陈人杀其(宣公)太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陈杞世家》言之较详,云:“二十一年,宣公后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御寇素爱厉     

追求者的苦闷——谈《闲情赋》的思想内容

《闲情赋》是陶渊明作品中一个颇为独特的篇章。自从梁代的昭明太子肖统把它收入《文选》,并发了一点“白璧微瑕”的议论开始,就引起了对此赋的思想内容的解释和艺术价值的评价的意见分歧。看法虽是众说纷纭,讨论却并没有深入,对《闲情赋》思想内容的解释也还缺乏科学的论证,而只停留在臆测的阶段。     

“语”的传流、类别和楚人诵习、制作的“语”

“语”在文字产生以前和以后都是中国上古文化传喻的重要方式和内容。“语”在传统的过程中分化出了很多语体和文体样式,后世各种门类的书籍从样式、性质上追溯,都可说是“语”的衍化。“语”在楚国成文文化和口述文化的传承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国语·楚语上》申叔时为楚太子开列的九门学习课目中便有一门是《语》。韦昭注曰:《语》,“治国之善语”。韦说盖有所承。《诗·大雅·抑》“其惟哲人,告之话盲,顺德之行。”毛《传》曰:“话言,古之善言也。”《左传》文公六年记君子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孔疏曰:“为作善言遗戒,著于竹帛,故言‘著之’也。”“善言”亦即“善语”。据《诗》、《传》及毛、孔之说,“善言”又尤指圣哲之话言及遗戒。     

《文心雕龙》与《文选》

南齐刘勰著作的《文心雕龙》(以下称《文心》)和萧梁昭明太子编篡的《文选》,具有互相印证、补充、修正的作用,因此,有的学者称为姊妹书,是完全正确的。刘勰在《文心》里用自己的观点评议先秦、两汉、魏、晋、南朝的文学,有的放矢,语无虚设,由于他博闻强识,联系的典籍非常多,不少已经残佚,可在《文选》里发现一些,比如     

“五斗米”是陶渊明的日工资吗?

顷读1月20日《报刊文摘》第3版《“五斗米”:微薄的薪俸?》,很有些疑惑。该文摘自《咬文嚼字》第1期,再摘恐怕容易失真,干脆照抄一段如下:从历来关于陶渊明的介绍到前几年新版的《辞源》、《辞海》,都认为“五斗米”是微薄的薪俸。所以读书人也无不把“不为五斗米折腰”理解为“不为这一点点俸禄向上级来的官员叩头礼拜”。然近期读了《晋百官表注》才觉“今是而昨非”,才知道当时的工资制是“半钱半谷”,即钱、米各占一半。以陶渊明所做的县令来说,则是“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而一斛为十斗,那么一天的工资正好是五斗米和83文钱(83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