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生产力决定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

在诠释者们认定马克思是新的思想“开启者”时,总是夸大其对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此种学术路径以马克思来审视其“前史”与“后史”,这就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格义”方案。S．H．里格比以“反向格义”的方案,将马克思哲学研究植入人们并不熟悉的“芬格兰思想”中,通过“四个阶段理论”与对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历史进步观”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并非独创,并展示马克思理论创造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从而使我们摆脱“唯生产力论”的机械理解,更好地把握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作为“反向格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急切地需要突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主旨和扩展其研究路径以及在规避“学术限度”中提升“实践智慧”。     

西方“马克思学”的差异分析方法及其当代反思——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问题

在隆重纪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诞辰二百周年后，我们既要迎接迈向新的历史阶段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思想与文本的研究，更要回应西方“马克思学”运用差异分析方法生产出的新成果，因为这一方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隐晦的消极作用，需要我们高度警惕。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西方“马克思学”的差异分析方法，在充分认识这一思想史研究方法意义的基础上，反思差异分析方法运用的前提、历史限度、角色限度和人性限度。具体来说，第一，运用差异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反对“有罪推定”;第二，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要把握“时代脉搏”;第三，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要理解“理论分工”;第四，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要尊重“传奇友谊”。     

论三种主体及其区分

在我国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正确区分“人民”、“人类”和“个人”这三种主体,突出的表现是用“人民”和“人类”否定“个人”.如何协调马克思“人民主体论”、“人类主体论”和“个人主体论”三者的关系？关键是明确各自的理论针对性或“理论分工”.三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否定,它们都具有理论合法性和理论价值.     

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鲁宾难题”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新解——兼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维度

“鲁宾难题”揭示物质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复杂关系,关系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定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关于“鲁宾难题”的多次论战使得问题深入到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是黑格尔式的精神抽象还是李嘉图主义的社会劳动抽象。引入当代《资本论》的近亚里士多德解读,以马克思文本的词频学、谱系学研究加以辨识,劳动的抽象过程是劳动者“表现”的过程,蕴含着对象化劳动表现或“选择性关注”社会对象化的思想向度,双向对象化在劳动抽象的历史化过程中呈现出内部统一运行于外部对立的复杂关系。具体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是一种矛盾运动中的表现性抽象关系。由此反观视域本身,马克思对“对象化劳动”反思显示着一种对存在的“旁观者”视角,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解读需要被扬弃和超越。     

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