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形而上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点

资本与形而上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论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资本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资本的增殖逻辑也得以确证。同时,通过资本范畴的科学批判,马克思不仅准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性质——抽象成为统治,还理性地透视了"物"的神秘性质并从中发现了"人的关系"。资本与形而上学批判是贯穿《资本论》的一条轴线,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支点。     

黑格尔伦理秩序的三重维度

黑格尔认为,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根据在于作为伦理实体的"善",伦理秩序只有体现"善"才是合理的;伦理秩序的实质内容是伦理关系的结构性存在,在横向上表现为现实社会结构中的伦理关系客观性、必然性及其展开,在纵向上表现为伦理实体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三个环节上的有序的辩证发展;意志自由不仅是人的存在本质,而且是伦理秩序的基本价值诉求,作为整体的伦理秩序是自由的伦理秩序.     

论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四种批判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包含了四种不同性质的批判,即以科学性为标准的对于形而上学之科学性的批判、以价值性为标准的对于形而上学之理性化的批判、以原始性为标准的对于形而上学之派生性的批判,以及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对象的对于所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之共同性的批判。第一种批判是形而上学的内在的自我批判,后三种批判皆为站在形而上学外面对于形而上学的外在的批判。认真总结对于形而上学的诸种批判,我们不仅能得到关于“形而上学”这一学科的一些重要的新的启示,还能得到关于“哲学”这一学科的一些重要的新的启示。     

论一种伦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传统形而上学以本体论为基础,以追求“同一”和“总体”为导向,但这种形而上学严重漠视了他者不可还原的他性,具有一种内在的暴力倾向。莱维纳斯从柏拉图和笛卡尔身上看到了超越存在和内在性的可能性,在现象学的帮助下,通过对他者的“脸”的分析,建立起伦理是第一哲学的原则。这种伦理的形而上学主张他者优先,伦理先于真理,责任重于自由。在德里达的批判下,莱维纳斯后期在语言的向度上重塑伦理形而上学。     

后疫情世界规范秩序重构的伦理基础

疫情的常态化使得我们无法回到前疫情世界,这意味着一种与病毒共存的"世界性"基础的颠覆以及被疫情改变的伦常日用.后疫情世界的"非伦理性"到"伦理性"世界的思想重构,即规范秩序的重构,成为紧迫的学术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术资源下的重构包括两个层面:其一,从伦理世界的规范性依据来看,规范秩序是"伦理性"规范,重构是建基于"伦理性的东西"即对于特定共同体来说的"具体的现实"之上;其二,从伦理世界的"国家-社会"结构来看,世界秩序是"规范性"的,秩序重构一方面是要把政治国家层面的信任(伦理性东西)上升为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要走出市民社会(个人原子状态)重建社会"资本-技术"治理的公正基础.     

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形而上学"

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都与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一努力相关.通过对理性本身的审查、批判,批判哲学既为一切普通科学奠定了基础、划定了界限,也为形而上学这门特殊科学划出了领域,这就是超出感性-经验界限之外的本体-理念领域.不过,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的是,这种形而上学并非与感性经验世界无关,相反,它恰是通过划定感性经验世界的界限来走向科学.这个界限就是本体-理念-自在物.理念作为经验世界的界限,其全部本质就在于,它既是知性概念运用的界限,又是一切知性概念运用于经验领域的范导性原理,从而使经验-知识界是一个永远开放、不断进步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是一门关于界限的科学;而就这种作为界限的理念是一个自由领域而言,形而上学则是一门自由的科学.     

民族生态伦理观念的批判与重建

面对当今生态环境严重失衡、人居环境持续恶化的困境,必须构建当代民族生态伦理观念、防止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既要充分认识和尊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观念,更要广泛吸收各民族生态文化精髓,同时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而不断促进民族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和谐、秩序与自组织——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和谐观到现代自组织科学的和谐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究必须以更加具有一般性和确定性的哲学和谐观与科学和谐理论作为其理论支撑。在西方哲学和科学传统中,各种和谐性理论所致力于探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和谐与秩序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是在现代自组织科学理论中才得到了真正科学的解决。     

霍克海默形而上学批判的语境阐释——基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

霍克海默形而上学批判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复杂关联,只有深入西方现代哲学的语境之中,才能了解其重要理论意义。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体现为: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主客二分以及强调主体性三方面;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理性的态度以及对待现实的态度三方面。     

一种可能的交往范式:赛博空间伦理秩序

伦理秩序是一种具有客观交往规则的关系结构,交往规则内源于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随着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被认为“虚拟实存”的赛博空间改变了“实际实存”中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它不但重现并重构了熟人关系,而且密切了陌生人之间的联结 源于网络社交的赛博空间伦理秩序由此萌生,它凸显交往自由的价值,高扬人的主体性,已渗透和影响到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一切具体领域     

论尼采宗教批判的力度与局限

文章介绍了尼采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宗教)批判的主要论点,并且表明,这一批判揭示出了西方哲学与形而上学思考的主要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道德取向。作者认为,一方面,尼采的批判未能看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一形而上学既能顾及尼采的大部分关注,又未放弃一种哲学的、甚至一种特别的形而上学的取向;另一方面,尼采也未能充分理解,在犹太-基督教的宗教和伦理传统之中,存在着一种道德的、法律的、甚至政治的理性和权力结构,这种理性和权力结构深深植根于古老的东方思想,直到如今,还在西方人道主义的道德织体中提供着最为重要的伦理支柱。     

批判理论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

霍克海默形而上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复杂关联。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才能更准确地把握霍克海默形而上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意义。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体现在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批判以及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三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区别体现在总体性与个体性、物化与科技异化以及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三个方面。     

基督教伦理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多种历史因素的产物，文章从社会伦理学角度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与基督教伦理息息相关。基督教伦理有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合理内核，基督教伦理在这里包括救助伦理、婚姻伦理和经济伦理。这三者在西方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保证着社会的稳定，因此它有力地支持着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     

新时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构

新时代伦理秩序的重构需要把握新时代的伦理目标、伦理特征和伦理挑战。从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物质富足,保障伦理精神的提升;搭建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规范体系;充分吸收传统伦理精华,强化伦理价值底气;完善伦理制度保障,满足刚性约束诉求到加强善的教育,寻找幸福的伦理源泉,无不彰显出伦理秩序的时代特性。新的伦理秩序形成是每个公民最大的期待。     

社会组织秩序与人心价值秩序——马克思与舍勒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同维度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秩序之维度展开他的理论思考与奂践批判;而舍勒从资本主义人心价值秩序之维着手他的理论反思和批判。两者的反思与批判殊途且异归,但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病根,并提出了对未来发展的设想和蓝图。分析马克思和舍勒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同维度,吸收各自的思想精华,对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大有裨益。     

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何以可能：基于伦理精神维度

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何以可能?从伦理精神维度反思,宪法法律制度未必能使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除非它伴生一种伦理文化传统,此种伦理文化传统有牢固的宪法法治信念,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具有普遍承认、契约法治与公共政治参与的公民精神。     

现代伦理世界的“伦理性”及其转变

现代伦理生活"对哲学的要求"的形而上学表现就是"伦理性"——Sittlichkeit(或伦理生活、伦理世界),伦理性形而上学是现代性哲学的形态。"伦理与世界"的关系是现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伦理是以"世界"为依托的,世界是"伦理"的存在,这是两个相互交织的基本问题;而"伦理性"则是伦理与世界"关系"的交织点。本文拟以此框架分析现代伦理世界的"伦理性"。现代性伦理是在对传统伦理世界中"善的缺失"的感受中逐步确立的,因而,现代性伦理开端就以"世界性"的哲学要求的确立为基本特征。而现代伦理世界"伦理性"的哲学操作,既不依赖于现实世界的批判,也无法指导世界的应然状态。于是,预设的至善理想——"伦理世界"被扭变为"恶的世界",这就是现代道德世界"伦理性"的转变:有恶世界的伦理学。这种伦理"世界观"的转变,深刻影响着现代伦理学的"伦理性"——"抑恶"优先于"扬善",而不是相反,或者说"抑恶"即是"扬善"。     

新时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构

新时代伦理秩序的重构需要把握新时代的伦理目标、伦理特征和伦理挑战。从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物质富足,保障伦理精神的提升;搭建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规范体系;充分吸收传统伦理精华,强化伦理价值底气;完善伦理制度保障,满足刚性约束诉求到加强善的教育,寻找幸福的伦理源泉,无不彰显出伦理秩序的时代特性。新的伦理秩序形成是每个公民最大的期待。     

规则、秩序与和谐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大多从古今中外思想家、哲学家对未来社会所设计美好蓝图中探寻其理论根据.而本文从制度规范的角度,论证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必要性和艰巨性.建立和谐社会本身不是规律,而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制度规则的建立才是通向和谐社会的一条曲径通幽的现实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