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试论王夫之对明代竟陵派的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明代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批评他们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并批评竞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且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论明代复古派的词及词学观念

复古派是明代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其诗文及理念多受到研究者重视,但对于其与处于共生态中“不振”之明词的关系及其作词和词学观念基本上没有得到关注。通过检索《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复古派成员作词情况,以相关资料进行佐证,发现明代复古派对明词演进既未促进也未阻碍;作词不以流派内部为限定,与当时社会普遍情形相似,词作多随所遇语境而生,词风往往不主一格,专业程度不高。他们的词学观念沿袭诗文理念,在词的起源、词的情感性特征、词的体式辨析等方面表现出与诗文理念内在的一致性。     

汤显祖与明代复古派文学思潮

汤显祖登上文坛之际正是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兴盛的时期,他与复古派的王世贞兄弟的矛盾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故意夸大。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其诗、文与戏曲理论差别较大。在戏曲理论与创作方面提出尊情观,对公安派有明显的影响;可诗学理论则受李、何格调派影响比较明显,与王世贞兄弟分歧甚小。汤显祖整体文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调和性。     

以毒清流以殄宗社——试析王夫之对竟陵派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批评竟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并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以乐论诗:明代复古诗学的乐教认同

乐教勃兴在明代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对明代复古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复古诸家普遍地以音节特征为依据来审察诗史正变,确立复古统绪;并参照乐论思想设计了重情感、重音节、重兴象、主中和的艺术理想;主张恢复诗的风教传统和风俗化写作。明代复古诗学是宋明思想史折入乐教理路的显著标志,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思想史价值。     

对茶陵派与复古派关系的三点认识

很多学者对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承接关系有过论述，认为他们之间观点相同的方面是主要的。可是在对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观点进行仔细比较之后，会发现它们在儒家“政教观”、复古的方法、审美标准三个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同。不能笼统地单看到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承接，对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同也要有清楚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廓清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关系的迷雾。     

明代复古派文章论与文道关系的新变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是明代复古派文章观的概括,此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公安派看来,复古派的病根就在于不懂“理”。复古派将文章典范放在左丘明、司马迁上,唐宋派则师法欧、曾,典范选择背后的争执是文章是否载道。公安派批评复古派“伪”体,而非阳明心学之“真”。复古派将“六经皆史”进一步发挥成“六经皆文”,对“道”与“理”的理解陷入平庸状态。复古派剥离“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而公安派将“理”置换为阳明之“心”,都是文道关系在中晚明的新变。     

论王夫之诗学中的弃虚趋实向度

摘 要:王夫之的诗论以儒家正统的中和美学观为基点,把我国历史上儒家正统诗学与审美诗学两大诗学体系的优势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提升了前人的理论观点。他强调对客观现实的直接感受;注重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和把握;创造性地阐释艺术辩证法规律;修正了老庄的虚无美学观点。     

中国古典诗学体派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典诗学体派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魏晋南北朝为萌生期,唐代为成型期,宋元为展开期,明代为兴盛期,清代为深化期;其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寻源溯流性、分析比较性、反思导引性三个方面.     

王船山论明诗评议

王船山批评明诗的思想原则和艺术标准及其对明代诗歌流派、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虽然不可避免地夹带着局中人的情绪,却总结和印证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创作的原则.检讨王船山明诗批评的成果,对于今天研究明诗,建立科学的明诗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汪辟疆说近代诗》考论

《汪辟疆说近代诗》一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提供了集中阅读的便利,也为人们提供了相互校勘的条件.可惜,此书不但原来就有的某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在这次重版的过程中,又增加了不少新的错误,因此,很有必要予以指出并纠正,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并为日后重新整理此书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何焯的王士诗歌研究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圭臬,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焯是清初考据学开风气的学者,开乾隆以来考订之风,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大量的批校本中,堪称评点大家,他对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主要保存在其所批校的《古诗选》及《渔洋精华录》中。何焯论王士禛诗重在揭示其诗作风格及其渊源所自,分析王士禛诗歌中集前人之大成的创作轨迹,从而对王士禛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时性认识。强调温柔敦厚是王士禛与何焯诗学思想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康熙盛世之治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列朝诗集小传》的明诗批评及其用意

本文旨在讨论钱谦益于《列朝诗集小传》(以下简称《小传》)中,对于明代诗坛主要潮流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以及公安三袁、竟陵钟、谭的批评,并由此进一步探讨这些批评背后可能隐含的用意。全文共分两部分:《小传》对明代诗坛主要潮流的批评;《小传》臧否明代诗人的用意(或成书意图)。本文认为,钱氏通过《小传》的编撰,全面否定明代李、何、王、李及其追随者,并以此为标准,褒贬明代弘治以后诗人。通过这一褒贬,旨在削弱或消除四子及竟陵诗人的文学影响,从而增强自己在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明末王门后学与天主教的传播

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于明末入华传教,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除了其采取文化适应策略和科学传教的路线外,当时王学勃兴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即一方面王学的风行为天主教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输入环境,另一方面两者的某种契合是天主教顺利传播的思想基础。     

试论北宋诗学批评中的“考索”

考索最初是一种研治经学的方法,然而由于《诗经》从经学向文学角色的转变,考索在这一领域的运用也就成为它在诗学领域中使用的滥觞。在宋以前,考索多用于对诗歌的注释与解说,基本不构成对诗歌的批评。到了北宋,这一方法逐渐被大量地运用在诗学批评上,以考察诗人及其才气品行、诗体的渊源演变、诗歌遣词造句的出处,以及用事的正误等方面,成为北宋诗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大为增强。     

论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

王岱舆在阐释伊斯兰教时,对佛教中与伊斯兰教相冲突的地方进行了批判。他对佛教本体论、佛教人性论、佛教伦理观、佛教中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了批判。王岱舆还批判了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念,并依据伊斯兰教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三世”思想。王岱舆批判佛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之间的比较来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并以此来表明伊斯兰教的优越性。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等思想长期隔阂的历史,在回族思想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四教”之争。     

宋诗风运动中的王嗣槐

康熙十七年拜谒冯溥对于王嗣槐来说意义非凡。冯溥的礼待与人格魅力、诗学影响以及受冯溥所托编选当代诗选,使王嗣槐产生整饬诗坛的动机。在冯溥的影响与鼓励下,王嗣槐开始大力提倡唐诗,反对时下盛行的宋诗风气;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经过反复斟酌,五年后终于向诗坛领军人物王士禛、王又旦申述观点,施加影响,而王士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重返唐诗道路。王嗣槐的诗学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冯溥对诗坛的影响,对他的诗学活动缘起、过程的考察使康熙年间诗歌史的路径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