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风诗新解（十五）

风诗新解（十五）晏方素冠此诗的素冠、素衣、素，不论照《毛传》还是《郑笺》讲，均觉格碍难通。《毛传》以“素冠”为练冠，那么“素”呢？翻遍《仪礼》及《礼记》中有关丧服的篇章，从不见丧服有的。《郑笺》以为“素衣”即除成丧之祭的朝服缟冠，而朝服是缁衣素裳，所...     

《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

《毛诗正义》是孔颖达按照海太宗“疏不破注”的原则,以《毛诗传笺》为准绳,以隋刘焯、刘炫的义疏为稿本编撰而成。一般认为《毛传》、《郑笺》都是《孔疏》“疏而不破”的“注”,其实不然。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举证有六：《笺》标新立异处,《疏》极力圆通之;《笺》泥于诗序处,《疏》极力附会之;《笺》以兴为赋处,《疏》极力敷衍之;《笺》援礼入诗处《疏》极力申述之;《笺》误说意旨处,《疏》极力弥缝之;《笺》考释欠妥处,《疏》极力曲全之。总之《郑笺》之阙失,亦《孔疏》之阙失。     

《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     

《诗经》语体与《诗经》训诂

《诗经》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包括：《诗经》之风、雅、颂与语体之口语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对应性。文章讨论朱熹《诗集传》经学训诂与毛传、郑笺之不同;马其昶《毛诗学》出而“经学不得废”;戴震《毛郑诗考正》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考证法,以及《诗经》三体与《春秋》褒贬所表现出孔子“语体施教”的特征与思想。     

《诗》《易》书法与《大雅·凫鹥》首句解读

《诗经·大雅·凫鹥》首句“泾”字,传本《郑笺》谓“水名”.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该“泾”字与篇中“沙、渚、潨、亹一例”,今本《郑笺》“水名”为“水中”之误.本文依《诗经》及《周易》的书法体例,证实段说不误.或据误本《笺》语谓“泾为豳地之川,公刘国豳,故即所见以入咏”,断《凫鹥》为公刘时诗,恐难为的论.     

《小雅·天保》新探

近年研究《诗经》的文章,谈及《小雅·天保》多从旧说,几成定论。但其题旨、作年以及思想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颇有明辨之必要。本文谨就上文诸点,粗陈浅见,抛砖引玉。 一 《小雅·天保》的诗旨究竟是什么?自《郑笺》而后,聚讼纷纭。究其原因,乃是“《序》与《笺》语意皆含糊”所致。可见汉代注家对此已不甚明了。毛氏所传《天保》序云:“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郑笺》原意,不外君以德化下,臣以德颂上一类主题,其意甚明。问题出在《郑笺》上。《笺》云:“下下,谓《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归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郑玄认为,毛氏序“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一句,并不指天保题旨,而是指其前面的《鹿鸣》至《伐木》等五首的主题。而“臣能归美以报其上”才是《天保》的题旨。根据郑氏的理解,宋人朱熹为《诗》作《集传》时,索性将六首定为作于同一时代的“君臣赠答之歌”。近人多疑之。苦于找不到更好答案,于是把《天保》从六首同一题旨论中解脱出来,而冠之以“文武之世……臣下祝颂周王     

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

辛亥革命后,很多学者在重新解读《诗经》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赋、比、兴的含义;朱自清不仅结合《诗经》文本研究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方法,同时还涉及到《毛传》《郑笺》释兴、兴义源起,《周礼》“六诗”之赋、比、兴的本义,后世比兴论诗等多个方面;而且既能区分它们的不同,又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勾勒出赋、比、兴的源起、发展和演变的历时性结构。     

《邶风·燕燕》是两诗误合?

《诗·邶风·燕燕》的解释历来异说纷纭,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其一是《毛传》,谓“卫庄姜送归妾”。郑玄《笺》云:“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已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于野,作诗见已志。”因《笺》所言诗之本事与《春秋经》合,此说影响颇大,朱熹《诗集传》不得不“姑从序说”许多《诗经》研究者如姚际恒、方玉润、陈子展均从此说。其二是袁梅《诗     

“遡洄、遡游”新解

<正> 《诗经·秦风·蒹葭》三章诗中反复咏唱“溯洄从之”、“溯游从之”,诗人究竟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怎样行动的呢? 《尔雅》云:“逆流而上曰溯洄,顺流而下曰溯游。”《毛传》解释说:溯流而上曰溯洄,顺流而涉曰溯游。”审视诗意,也确乎写寻人者忽而溯流而上,忽而顺流而下。于是自《笺》至《疏》、从宋到清乃及近人治《诗》,都以溯洄为逆流而上,溯游是顺流而下。然而,为什么这样解释,诗人活动的环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对此先哲们或武断、或屈     

《郑笺》对《诗集传》的影响

<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代表著作,人们习惯把<郑笺>与<诗集传>对立起来.但不难发现<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朱熹<诗集传>都产生了影响,<诗集传>对<郑笺>的继承较为全面,而最为突出的是,继<郑笺>文学质素的挖掘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对<诗经>进行文学诠释,此点成就最大.     

魏唐秦诗义索原

伐檀:胡取禾三百亿兮 《魏风·伐檀》首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毛传:“一夫之居曰廛。”二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毛传:“万万曰亿。”郑玄笺:“十万日亿。”三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困兮!”毛传:“圆者曰困。” 一夫之居,指一夫所占有的土地,非指居屋。《周礼·遂人》:“夫一廛,田百亩。”     

《〈诗·召南·殷其靁〉新解》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鲍昌同志的《〈诗·召南·殷其靁〉新解》。文章说:“此诗究竟写的是什么?《小序》云:‘《殷其露》,劝以义也。召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其意是说,本诗写的是召南大夫为了王事远行在外,奔波劳累,不得休息,他的妻室‘闵其勤劳’,遂写此诗‘劝以义’。这一说法与《毛传》概同;《郑笺》,孔颖达《正义》因袭之。至朱熹《集传》,更进而断定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到了清代以严谨之朴学治《诗》者如陈奂,马瑞辰等人,亦未提出异义。然而,他们的理解实在是错误的。”接着鲍昌同志对本诗“逐字逐句”进行了“考释”,然后,得出结论说;“《殷其靁》这首诗,决不是召南大夫之妻向其夫‘劝义’之诗;正相反,它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     

《诗经》“终三十里”究竟是多少

《诗经．周颂．嘻嘻》有：“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其中的“终三十里”，等于说“终（方）三十里”，这是古汉语表示面积数时省略“方”字的一种特殊形式。然而，郭锡良《古代汉语》（下册第912页）释道：“终，竟，指全部。三十里，指三十平方里面积私田。据郑玄笺，万夫（一万人）所耕之田共三十三平方里多，这里说‘三十里’只是举其成数。”这个解释是有偏差的。首先，郭所引郑笺的话欠准确。郑筹的原话是：“计此万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耕言三十里者，举其成数。”（见《是清经解续编》卷七十五下）郑笺…     

关于周代宗法制度中君统与宗统的关系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在周代宗法制度的研究中,关于君统和宗统的关系问题,是争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场争论起源于汉代,是由毛亨和郑玄对于两首《诗》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诗·大雅·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毛传:“为之君,为之大宗。”郑笺:“宗,尊也。公刘虽去邰来迁,群臣从而君之尊之,犹在邰也。《诗·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     

“率土之滨”释义辨正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目前通行的各种注本,都把后一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成是“凡四海之内所居住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其中“率土之滨”被解释为“四海之内”,诸家均无异议。但是追本溯源,却发现这种解释颇有牵强之处。 这种解释的来源是毛《传》、郑《笺》和孔《疏》,主要是孔《疏》(见《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毛《传》:“率,循;滨,涯也。”郑《笺》:“此言……王之臣又众矣。”孔《疏》:“诗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尽近     

试论《诗经》情诗的历史命运

一、情诗本来面貌的丧失与封建说诗体系与《诗经》中的怨剌诗、史诗、宴饮诗和祭祀诗相比,情诗的命运最为困厄:在《诗经》研究史上,一开始它遭到的就不是一般的曲解和误会,而是极为荒谬的解释和离奇古怪的说明,以致面目全非,根本不被作为情诗看待.这就是说,作为研究对象,一开始它就丧失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和固有价值. 对情歌第一个作出自成体系解说的是《毛诗传笺》,它包括《毛传》、《郑笺》和《诗序》.这三者对情歌的认识虽存在某些差异,但在基本观点和说诗方法上却完全一致.一些学者将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略析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的不同,与儒学发展变化的特定历史语境有着重要关联.在显层的“兴”论阐述中,暗含《诗》学阐释方式的变化与情、志(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以及此思考所得以可能的儒学核心问题的变化.大体言之,郑《笺》“以志统情”,强调“兴者,喻”的结构模式与“求诗意于言辞之外”的经典阐释方式;孔《疏》以“情志一也”,强调“兴必取象”;朱《传》以情为用、性为体,由情明性,强调读诗者的深入涵咏.     

女心为何伤悲?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见《诗经·豳风·七月》。解者或曰是采桑女“感事苦”而悲,如“毛传”;或曰是女为“思男”、“欲嫁”而悲,如“郑笺”;或折中以上二说,“疏不破注”,如“孔疏”;或曰是“贵家大族许嫁之女”因“远其父母”而悲,如朱熹。王力《古代汉语》认为这是采桑女“怕被公子强迫带回家去”而悲,则又是今天较有代表性的说法。笔者以为,上述诸说均未能尽解其意。在这句诗中有二个关键词语:“公子”、“归”。“公子”一词在先秦时代的含义,不仅包括公的儿子,也包括公的女儿。如《公羊传·庄公元年》:“群公子之舍则以卑矣”,孔颖达疏:“是诸侯之女称公子也。”近人吴闿生《诗义会通》云:“公子,谓公之女。”其说同。“殆及公子同归”中的“公子”,实指公之女而言。至于另一关键词“归”,许慎《说文解字》:“归、女嫁也”,     

《毛传》《尔雅》关系考辨

学者对《毛传》与《尔雅》的关系多有论述,或以为《毛传》本《尔雅》而作,或以为《尔雅》本《毛传》而成,或以为《毛传》《尔雅》各有所本。实际,三说皆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并没有揭示出《毛传》与《尔雅》之间的复杂关系。《毛传》《尔雅》训释有同有异,固然有材料来源同异的原因,但从二者很高的训释相同率、训释连词句也相同、材料选择的趋同性等方面看,毛公为《传》时参考过《尔雅》。并且二者成书之后都经后人的增益,因而续补《尔雅》者采《毛传》与增益《毛传》者采《尔雅》的情况并存。至于《毛传》《尔雅》训释的歧异,除了材料来源不同外,训释方式不同、传抄致误等也是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