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及其程序控制——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为视角

2018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为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权中行使调查核实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程序指引,增强了权力来源的法定性,明确了权力运行的阶段性和功能的监督性。但由于立法的原则性和模糊性,公益诉讼实践中出现了检察调查核实权的适用依据不明确、运行阶段不清晰、运行目标不合理等问题,这导致了权力配置错乱、权力性质模糊和司法资源浪费,从而不利于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建议适时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并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享有调查核实权,以补强权力运行的法律依据;将调查核实权运行限定在从立案到发出检察建议这一阶段,以区别于立案前的线索初查和提起诉讼后的调查取证;通过明确调查核实启动程序、规范执行调查核实方案和发挥调查核实终结报告的程序控制作用,规范调查核实权的运行。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在检察机关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过程中,调查取证权的运行机制无疑是其有效推进诉讼全流程以及保证诉讼效果的核心要件。通过明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运行原则,细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运行要件,规范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运行程序以及加强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运行效力,构建起系统的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运行机制,进而保障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与参诉职能定位相匹配,从而推进我国检察环境公益诉讼机制发展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协调。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前阶段的检察监督机制研究

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是一项新生的制度,同时也是一项创新的制度。虽然行政公益诉讼已经初见成果,但是由于法律规定较为简略,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缺乏具体的办案指南和操作细则,因而在推进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同样,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阶段也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如案件线索的来源受限、检察建议的设置不明、调查核实的权力有限等,因而需要积极拓宽案件线索的来源、明确规范检察建议的设置、有效强化调查取证的刚性,以此来完善行政公益诉讼中诉前程序的检察监督机制。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制度定位初探

2017年6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经过两年多试点探索正式建立。目前,检察机关办理的绝大多数公益诉讼案件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诉前程序也就是检察建议方式解决的。因此,有必要从行政公益诉讼以及诉前程序当中选择将诉前检察建议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本质在于对行政救济程序的启动权,与诉讼程序启动司法救济相对应。应当把这一类型检察建议定位于诉前程序的核心内容,归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一个程序要素而非仅仅是一种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在此前提下对检察理论进行重构并细化完善案件实体裁量标准。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现状及制度保障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基础性权力,对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实体公正、推进诉讼程序具有积极意义。该权力在运行中仍存在被调查对象配合度不足、权力适用失范、调查核实成本过高等现象。因此,为了确保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并合理行使该权力,应当赋予调查核实权以强制力、完善立法供给、明确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目的、优化鉴定配套机制等,从而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实践反思与制度重塑

调查核实权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发挥。实践中,检查公益诉讼的调查核实权存在适用方式单一、强制性措施缺位、配套机制不足等问题,造成检察机关难以承担公益诉讼所要求的举证责任。分析26个省级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文本,总结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成功经验,从规范调查核实方式的适用程序、健全调查核实的强制性措施、完善调查核实的配套机制等维度形塑调查核实权运行保障的应然路径。     

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

通过两年的试点,《行政诉讼法》正式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写入法律之中,并将诉前程序作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必经程序。但仍需要对诉前程序的选择运用、检察建议的内容、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程度以及少数特殊案件的诉前程序进行明确,以指导司法实践。     

论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

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调查核实权是调查权与核实权的复合体,包括调查核实案情和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在行使该项权力时,必须秉承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遵守合法必要、居中、谦抑的原则,严守检察权边界,对法院的审判权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确保检察机关所调取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     

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研究——以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在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完成举证任务，检察机关需要对有关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但由于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性质界定尚存争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性质亦未形成统一意见，导致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强制性，造成取证效率较低，影响诉讼的进程，致使保护环境公益这一目的难以实现。对此，应赋予检察机关限定强制性调查取证权，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促进取证顺利完成，从而推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开展，最终实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     

论生态环境检察建议的复合功能

诉前程序为检察机关办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法定前置程序,生态环境检察建议是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核心内容.根据49份两高指导性案例和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的案件内容,生态环境检察建议在实践中已发挥出的诉内的预决性功能以及诉外的类案处理、解决行政机关的消极管辖冲突、促进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作出、推动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等功能.生态环境问题的本地治理是生态环境检察建议复合功能的存续前提,生态环境检察建议的实质保护导向是生态检察建议具有复合功能的重要原因,生态环境检察建议的问题导向是生态检察建议复合功能的制度承载要求.要发挥好检察建议的复合功能,需完善提出检察建议前的审查工作、对检察建议的建议进行规范化处理、恪守监督界限、建立检察建议考评制度等.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问题探析

制发检察建议书是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实现诉前程序的重要环节,诉前检察建议既具有实体意义又具有程序意义。在探索诉前检察建议立法现状和运行效果的基础上,发现其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诉前检察建议的规范性不足;检察建议中对行政机关未全面履行的设定过宽;制发主体自身职能的局限性;后续跟踪与调查机制不完备。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明确诉前检察建议的运行细则;建立事前听证制度;加强与监察委的协作配合;建立重大案件"持续监督"机制。     

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研究

现有的检察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将诉前程序混同于一般民行检察监督程序，将诉前程序的内容简单地理解成督促建议其他机关组织履职。然而从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整体来看，公诉化的构造决定了检察机关负责把握起诉要件，法院负责审理诉讼要件，诉前程序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诉讼职能的审查起诉程序。诉前程序回归到审查起诉的本位，既是为了理顺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也有助于检察机关从积极履职与恪守谦抑的矛盾中解脱，在发挥诉讼职能的理论框架下强化检察权的行使。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问题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基于我国国情的一项诉讼制度设计,基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以及司法机关试点工作实践,其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但其受案范围的界定、起诉条件等仍不完善,在诉讼实践中行政公益诉讼启动条件模糊、诉讼程序设计不合理等问题较为突出。我国应该明确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的角色定位,适当扩大受案范围,逐步完善“诉前检察建议+正式提起诉讼”的“双轨”运行制度,探索建立多渠道的案件信息共享及线索移送机制,从而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难题与对策研究——以全国首例检察机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例

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对我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的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需通过法律规范的解释提供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主体的依据,通过明晰公益利益的概念和完善诉前程序确定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要件,通过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确定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和一般性。     

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完善研究

在高举证责任、证据偏在严重的现实背景下,调查核实权存在行政法律规范缺失、权力属性不明以及刚性措施缺失等问题,致使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责时十分依赖于行政机关的配合,这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言十分不利。随着公益诉讼不断推广和纵深化发展,调查核实权的规范与保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因此,首先立法机关应当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以解决实践中于法无据的困境;其次,应当明确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权力属性与定位,同时并重权利性质;最后,柔性为主、刚柔并济应成为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在保障检察机关刚性的同时避免权力失控。     

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阐释与规则构建

从主观证明责任视角研究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着适用主体不明确、争论事项不一致、分配对象不相同、研究视角形式化等问题。证明责任分配之规范说理论起源于民事法领域,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异于私法制度以权利为核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行政职权为逻辑起点。将行政职权与规范说结合进行重述是构建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当然选择。行政公益诉讼在程序设置上与传统三大诉讼程序不同,其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必须要作出适当调整才能适应法定的诉前程序。具体来说,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前行政主管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职权形成违法的要件事实,由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     

作为客观诉讼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维护公共利益及法律秩序等显著客观诉讼特点,明显不同于传统行政诉讼的主观特征,其程序条理主要体现在起诉条件的实体审查、受案范围的扩大、违法性审查范围的扩大、诉前程序的结果导向等方面。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内在行政法理与其客观属性互为表里,内在行政特性及其制度功能决定了该制度的客观诉讼特征。由于实践中仍存在生态环境责任归因错位、公益诉讼利益获得主体有争议、诉前程序忽略了行政提前介入、司法程序中忽略了行政监管等制度罅隙,因此,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应遵循环境治理的客观规律,建立以行政为主导、多元参与共治的综合治理体系;检察机关应防止司法越位,注重诉前程序检察建议功能的充分发挥;细化秩序维护的裁判类型,在程序完善方面还原与强化该制度的客观属性。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现状、问题及进路

案件范围的拓展是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来看，在规范层面，案件范围的拓展呈多路并进之势，但存在部分规范于法无据、拓展无序的问题；在实践层面，案件范围的拓展集中于诉前程序，导致诉讼审查程序搁置虚化，且社会公众仅能为拓展案件范围提供线索，参与拓展的渠道过于狭窄。对此，在拓展案件范围时应当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出发，以“公益”和“诉讼”为关键词，强调拓展的案件必须具备起诉必要性，强调诉讼审查程序的重要性，同时把公众体悟公益的敏感度纳入考量范畴，扩大公众参与案件范围拓展的渠道。     

检察民事公益调查取证权强制性之否定——兼论取证难问题的解决

我国对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无强制性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近来,随着取证难问题的凸显,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因强制性的缺失遭受诟病,“赋强说”兴起且成为理论界实务界的主流声音。取证难问题的解决虽与调查取证权“赋强”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手段并不具有妥当性。“赋强说”内部的赋强逻辑存在诸多误区,且悖于民事诉讼固有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甚至会引发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的诘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赋强不是取证难问题解决的最优解,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潜能发掘,以及检察机关客观举证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