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政类碑刻与唐代的地方治理

唐代的德政类碑刻制造、固定、改写、传播带有神异色彩的传奇故事,具有“神化”地方长官的功能,甚至成为祠庙的替代品,这是唐代的变化,与唐人崇尚德政立碑的观念有关。石碑本身也被赋予了“神力”,亵渎石碑会遭受惩戒,这种异闻与禁忌反映了百姓怀念良吏的情感延续。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德政类碑刻及其所记载的传奇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长官用以疏解民意、稳定民心、树立权威,王朝国家借此参与地方治理、宣示权力更迭,民间社会借以参与政绩评价、表达政治诉求、满足心灵慰藉。石碑的刻立与传奇故事的制造,鲜活展现了王朝国家、地方官吏、民间社会之间的多级政治互动,相关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古代碑刻的功能增添新视角,也是对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立体化考察。     

宋代地方政府“时间成本”损耗及治理

政府"时间成本"是现代行政学、管理学中的一个概念,主要指"行政管理过程中资源闲置和非必要的时间浪费所蕴含的价值损失"。按照这一概念分析,宋代地方政府公务活动中也蕴含着高昂的"时间成本"。其中,既有制度层面因素,如因地方行政机构设置重叠、官员冗多出现的政务积滞问题,也包括因官员人为因素而产生的时间成本损耗。此外,中央相关制度的缺陷和官场积弊会导致地方政府"时间成本"损耗。当然,宋代政府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公文流转程序、改革制度设计及加强监督和人员选任等方式对地方政府"时间成本"损耗问题进行治理,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某些成效。但整体上看,宋代地方行政体系具有强烈的自我扩张能力,常常在治理过后又以各种理由加以恢复,而中央决策、监督者缺乏持续的管控能力,从而导致宋代地方行政效率低下,"时间成本"损耗日益严重。     

宋代对官员处罚的制度性规定

宋代对官员的处罚制度包括人事惩罚制度、宋代品官犯罪审判机关及审判程序的制度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官员犯罪处罚的地位性照顾。     

唐初地方官员与社会发展

地方政权是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唐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地方官员的作用。在唐初盛世的形成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绩突出表现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发展,开拓边疆,促进和巩固民族融合等方面。     

刚柔并济的宋代官员叙复制度

宋代叙复制度是责降官员还升旧官的一项政治制度。叙复制度的本意体现了两宋优待士大夫的宽容政策;但对于叙复官员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有罪必罚的刑法思想;同时,宋代责降官员叙复的过程,也是宋代官制运行的过程,叙复过程中阶官的升转与差遣的除授,都与官员的叙复情况紧密相关,叙复的结果亦是对责降官员再次考任的结果。因此,对于宋代叙复制度的研究,不仅是探寻宋代职官制度的内容,更是深入探索宋代官员管理理念的深层内涵。     

精准治理：地方治理的精准转向及其悖论——地方治理能力的视角

精准治理因为其靶向治理内涵而成为新时期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一理念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治理任务上面。精准治理本质是复杂、高成本的治理模式,对地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研究从治理主体、治理疆域、治理体系、治理手段、治理客体五个维度考察地方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任务之间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精准治理的适应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既是解决转型与发展所伴生的社会矛盾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架构不断调整以适应新阶段发展形势的过程。     

宋代的俸禄制度与宋代的灭亡

宋代俸禄制度非常复杂 ,变化较多。尤其宋代俸禄优厚 ,出现“高薪养贪” ,仕风日坏 ,从而加速了宋代的灭亡。因此有必要了解宋代禄制的沿革变迁及其特点 ,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以供借鉴。     

宋代地方政府与国有土地产权制度变革

在宋代国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挟佃、冒佃、任意请射、冒占等不法行为时有发生,而地方政府或是不敢究治,或是有法不依,或是任意摊派、抑配、舞弊,种种弊端最终造成改革失败.究其原因,如何有效地发挥地方政府职能的积极作用,值得思考.     

区域治理创新的制度分析：府际治理视角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依靠乡村富民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是两宋政府的统治理念之一。这一制度在 实施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较为显著。但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居 乡富民不但有"豪横"和"长者"两种社会形象,更多地则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考虑;二者兼有,应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常态。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等级授权制下的宋代地方政治

在中央集权等级授权制下,宋代地方官员的主体皆由中央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贯彻的是"与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的治国原则,"足上供"是地方官员和地方行政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和宗旨,贪腐丛生、勾结豪强等问题遂层出不穷,成为宋代地方政治的主流和常态,从而导致广大民众在承受沉重赋税的同时,往往还要受到地方司法腐败的困扰,以及地方豪强的残酷欺凌。少数清官廉吏的存在,亦无法从整体上改变当时地方官员"贪吏十九"的局面。     

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取向性,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合理化目标。但现实中,由于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驱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利益回报会分化为地方利益、政府利益、官员利益三个层次。地方总利益的渗出会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行政效率和地方经济的产出水平。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的膨胀首先归因于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与转型期我国政府官员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提高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益水平,优化利益结构,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     

国家治理能力与地方治理的困境

国家治理能力不仅仅是制度的整合和应对社会变动的能力,更主要是执政者的理政能力,说到底还是执政者的能力建设问题。从执政者能力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入手,认为执政者是社会规则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规则的守护者,还是社会价值的代表者。近些年来,由于城镇化加速,社会利益分化在加剧,社会矛盾多发,如何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各类社会冲突,已成为地方执政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国家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应从转变政府职能定位、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培育社会力量等方面着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地方官员的博弈策略分析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我国为缓解人地矛盾、解决土地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而制定的一项政策.地方官员作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其行为动机与行为模式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了直接影响.基于人性假设和公共选择理论,对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地方民众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进行探析,有助于透视地方官员的行为驱动力结构.为规引地方官员行为,推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的顺利运行,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评估机制、地方官员行为监督约束机制和地方群众民主参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