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环境治理中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村规民约的内涵、性质与效力研究

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在乡村主体的内因驱动，村民自治是此种内因驱动的根本载体，其外观集中于村规民约的生成与践行。但就村规民约的行政监管与司法适用，在实务中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冲突，处于混沌状态。究其原因，或许与对村规民约的内涵、性质与效力认知现状有关。经实证考量和规范分析可以认为，村规民约系村或者村民小组依据法律授权，按照法定程序，就村民组织内部事务制定的各种自治规范的总称。若涉及事项属于国家授权村民自治范围的，村规民约本质上是法，具有法的属性；反之属于契约，没有法的属性。村规民约有效性的实质依据是基于同意的社会权力，形式依据是合法程序。由此，对村规民约的政府行政监管和法院司法适用应当针对不同性质的村规民约，遵循其效力根源，采取不同的处理步骤和规则。     

以村规民约“接引”现代公民道德——基于浙江省Q市的考察

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乡村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既改变了乡村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也改变了乡村社会和外部大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社会关系的这种改变,一方面引发了作为“地方性伦理”的传统村规民约日渐式微,另一方面则呼唤着培育与确立现代公民道德,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由于存在文化堕距,现代公民道德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通过对浙江省Q市多个村庄之“村规民约”的考察,发现传统上作为地方性伦理的村规民约的内容虽然大多已成为明日黄花,但是村规民约的形式却可以用来、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在发挥着“接引”现代公民道德的作用,换言之,当“村规民约”的“旧瓶”装上公民道德的“新酒”,它便可以成为把“村民”培育成现代“公民”的一个有效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与侗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组织(老人协会)与侗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村支两委)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从社会主体层面来看,绝大多数村寨中村支两委处于领导和支配的作用,而老人协会起着配合和协助的作用;从社会治理制度来看,现代政府社会管理制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村规民约在村寨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弥补了现代社会制度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不足;从社会治理主体互动方式来看,主要有乡村社会村寨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和乡规民约制定主体间的两者互动方式;从社会治理效果来看,老人协会(村规民约)与村支两委(现代制度)有效互动,社会治理效果良好。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     

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双重嵌入”:国家汲取能力的新建构——以“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为例

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力量的增长和公共需求的日益多元使得党和政府在公共治理领域必须面对“不断增长的责任”与“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矛盾。提升国家汲取能力,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汲取是应对责能困境的有效方案。透过对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中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双重嵌入”模式是提升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有效途径。“双重嵌入”模式将政府汲取资源的过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政府实现对掌控资源主体的广泛动员。第二阶段政府实现对资源流向及使用方式的精准调控。在上述两个阶段中,政府灵活运用结构性嵌入和价值性嵌入手段,先后两次嵌入社会实现资源汲取目标。政府“双重嵌入”汲取社会资源的过程,也是政府与社会利益共赢的过程。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再组织——以贵州省塘约村为例

构建运行高效、协调统一、功能健全和责权明晰的新型乡村组织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各类乡村组织整合、动员、治理与发展乡村的能力,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案例村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成立集体经济组织,采用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统分结合等经营方式,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案例村健全和完善了乡村组织体系,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并在社会生活秩序、经济社会交往和乡村公共性等层面实现了乡村社会的再组织。这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将为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提供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重塑：基于“价值-制度-角色”三维框架的分析

强化责任并建立一个责任政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处理农业农村问题的总纲领,厘清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意义重大。既有的学术研究,缺乏将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议题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价值－制度－角色”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乡村振兴中的政府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中政府责任的新结构和新问题,认为依托“价值－制度－角色”三维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中政府履责在实践中面临价值引导异化、制度权威弱化和基层政府自利人角色困境的三重桎梏,阻碍了乡村振兴中政府责任的充分发挥。在乡村振兴中,政府应该加快价值理念重构、增强制度供给和制度权威重塑,实现自身角色重构和责任回归,以实现乡村振兴的理想形态。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缘何出现差异性实践结果：一个整合性框架的解释视角

农村互助养老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并在具体实践中形成整体不佳和内部分化的服务结果。然而,关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因果机制仍未被有效揭示。基于山东登区岛村和浙江吉县里村的案例比较,提炼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整合性解释框架。框架包括嵌入性情境、权力主体、制度设计三大要素,且要素间相互影响,形成三重机制。一是空间影响机制。嵌入性情境决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构基础,影响权力网络建构及其权力主体的理性行动,进而对制度设计产生影响。二是行为影响机制。在结构约束下,相关权力主体适应社会情境以采取策略行动,影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构及其能力。三是效能影响机制。在既定权力网络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促进“设施—服务”和“参与—生产”有机转化,锁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效能。三重机制共同作用,最终固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研究有助于打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内在机制和复杂机理,为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比较优势、潜在风险与调适机制——基于乡村治理的分析视角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是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革新尝试,通过政党向下嵌入、权力并轨运行、治理信息对称的方式,为乡村治理输送外源动力、提升运行绩效和实现利益共享,在总体上顺应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在政策设计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但也在实践运行中面临着民主空间受到挤压、权力规约难度加大、公共服务供给错位等潜在风险。因此,深入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要以长效机制建设为根本抓手,从统合机制、规约机制、民主机制和吸纳机制上进行动态调适,促使这一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最优化乡村治理效能。     

嵌入-合作型社会企业：就业帮扶车间的组织性质及发展

就业帮扶车间是以发展乡村产业、扩大村集体规模经济、实现农村弱势劳动力就近就业的组织形式,也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进入转型过渡期,帮扶车间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而明确其组织性质则是应对挑战的基础和前提。基于社会企业理论,抽取“价值、目标、路径、利益相关方”四个特征维度和“政府-市场-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建构分析框架,对就业帮扶车间组织性质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帮扶车间符合社会企业基本定义及特征,可识别为一种社会企业。在此基础上,相比市场-社会行动逻辑“双轮驱动”的传统社会企业模式,帮扶车间因政府行动逻辑的嵌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因而呈现出更强的混合逻辑特征,形成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持续有效合作。基于此,就业帮扶车间可进一步被定性为“嵌入-合作型社会企业”。从组织性质出发,针对帮扶车间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尝试通过动态调整三重逻辑关系、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强化其社会企业身份合法性等途径加以解决。     

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村级管理的制度化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对平度市许家村和东岳石村的调查与思考

加强村级管理制度化建设,建立起科学、系统、规范的农村村级规章制度,是实施乡村综合治理,规范村干部行为,实现农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就农村制度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通过分析调查结果,我们认为,党支部应在村级管理制度化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村级管理制度建设、村规民约的制定必须体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精神,符合民意、反映民情;村规民约的执行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能搞“形式主义”;制度建设必须着力于提高农民的素质,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调整干部和村民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效力证成及制度路径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是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同类问题时应当参照的执纪执法标准。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在实践中被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参照，有利于实现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及时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保证执纪执法标准明确统一、实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下业务指导、弥补执纪执规解释之缺位、促进党内法规的完善和修订的目的。但当前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仅有基于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所形成的事实上的效力而无规范上的效力，这一效力定位可能导致其在纪检监察实践中遭到忽视。为使得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产生约束力，应当以党内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制度形式赋予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以类党内法规的规范效力。     

城乡人才要素流动：对接现代性的浪漫想象——“乡村CEO”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困境

现有文献多关注以城市建设为主导的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少有关于以推动乡村建设为主线的城乡人才要素对接的探讨。伴随着稳定推进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乡村的稀缺性正在凸显,乡村作为新的经济空间也得以建立,需要相匹配的人才作为支撑。来自团队在云南多个乡村实验的案例以及杭州余杭区的实践显示,“乡村CEO”是政府主动构建乡村价值重塑与乡村发展的新路径之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逆城市化”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市发掘乡村的稀缺性。尽管“乡村CEO”能够把城市动能带入乡村,带动各类要素流向乡村,但城乡人才要素流动本质上仍取决于乡村与城市对接现代性成功与否。乡村和城市仍需面对和克服自身的社会生态、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