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以新闻出版为例

日本纸张既系近代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之一,也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目标。中国机制纸业极其落后,进口替代指数甚低,进口的欧美纸张则价高而量少。抵货期间纸张供给不足导致纸价大幅上扬,甚至酿成"纸荒"。普通民众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既有赖于民族主义作为情感支撑,更须仰仗现代传媒进行深度动员,而新闻媒介又被迫购用日本纸张进行抵货宣传。此种诡异悖反现象,既与抵货运动本旨相悖,又与反日组织难以兼容。有限抵制大大削弱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效力,并深刻彰显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族运动的经济困境。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如何两全,依然严肃扣问国人的消费选择。     

福州事件及日本新闻媒体的报道

1919年11月16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组织日人围殴中国青年学生引发冲突，造成中国一名警察死亡多名市民与学生受伤。随后中日双方展开交涉，迟滞一年方得以解决，史称福州事件。中日双方围绕此事进行多次谈判协商，最终日本军舰撤离福建并道歉赔偿。日本《时事新报》《福冈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等报纸对此均有报道，都认为此事的爆发源于中国排日运动，将中日交涉期间造成交涉停顿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所为，并未如常关注日方的错误及日本才是此次事件爆发主因这一问题。日本国内报纸有意渲染放大中国排日运动、抵制日货的后果，主张日本政府对华强硬，而并无关于日本道歉赔偿的报道。由此可见其报纸报道的选择性，以及作为宣传媒介的日本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政策的帮凶。     

试述美国历史上的两次抵制日货运动

美国历史上的两次抵制日货运动,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以抗议日本侵略中国为主题,是在亚洲与世界和平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爆发的一场正义群众斗争;与此相反,第二次"抵制日货"运动却有着一定的盲目性,也带有美国种族主义的痕迹。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

日俄战争结束后,与日本的交涉事务成为清政府善后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此役的主战场暨争夺目标之一,奉天也是清政府处理战争善后工作的地方行政单元。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同时也是该项工作的参与者与地方主持人:在协助中央政府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之余,还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与日本驻奉天军政当局展开交涉。这些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利益。重新梳理交涉的来龙去脉,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觊觎与侵略,又可以深刻感受到清政府外交观念的转变,以及在处理这些事务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与种种无奈。     

1901～1905年间中美关于华工禁约的交涉

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间，中美两国就美国排华条约和立法展开了漫长的谈判。由于美国坚持其反华排华立场，最终导致谈判的破裂，并引发了中国国内一场大规模反美爱国运动──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从这场运动前后清政府的表现，可了解清政府侨务政策的变化，以及华侨事务在其外交事务中所处的地位。事实上，这个时期，清政府对海外华侨已积极采取各种手段加以保护。然而，由于中国当时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清政府的外交十分软弱无能。特别是由于这个政权的封建性质，决定了它不能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去反对西方的强权政策，因此在中美工约交涉中，最终成为失败的一方。     

五四“抵货”运动初探

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是五四政治运动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内容,但就反帝而言,抵制日货的斗争则是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直接手段。伴随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一斗争即从北京发韧并迅疾漫延全国,形成为一场举国上下风起云涌的抵货运动。可是长期来,这一斗争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专门探讨的文章极其少见,至于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来看待和研究更是鲜有。为此,本文试图初步地揭示出五四抵货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基本概况,并对其动因及历史作用略加探讨,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间岛”交涉与清政府外交形象的转变

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的中日“间岛”交涉是清末围绕领土主权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日俄战争后,日本利用外交上的有利时机,于１９０７年８月以中朝界务问题为由提出“间岛”问题。“间岛”初指吉林光霁峪前图们江中的一块滩地,日本歪曲“间岛”真相,将其扩大为涉及延边广大地区的领土纠纷。日本提出“间岛”问题时,即以派兵越境侵占配合其外交讹诈。清政府一方面在延吉地区组织有理有节的抵制,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日交涉,驳斥日方在界务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谬说,论证图们江为中朝边界。交涉后期,日方调整外交策略,以“间岛”问题…     

略论清政府在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对琉球主权处理的失误

18 74年日本以两起船难事件为借口 ,公然侵略我台湾 ,受到清政府及人民的英勇抗击。狡猾的日本处心积虑地使用偷换事件内涵的做法 ,瞒过了缺少外交经验的清政府 ,签订了使中国丧失琉球主权的《北京专条》条约 ,后来在日本侵占琉球过程中 ,琉球曾向清政府恳求援助 ,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拒绝对琉球的援助 ,最终丧失了琉球的主权。     

论1931至1932年马占山的对日交涉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在江桥抗战前后,马占山先后就修缮江桥问题、和平接受政权问题、假降日问题,与日本展开了复杂的外交交涉。马占山的对日交涉为黑龙江省守军赢得了物资和时间,维护了国家主权,有力的抵制了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侵略。     

从联日到联俄:李鸿章与《中俄密约》的签订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败是对日交涉,甲午之败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对日本极端仇视,在外交上也由"联日"转向"联俄拒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联俄"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李鸿章作为缔约人受朝野指责,学界关于李鸿章在密约问题上的责任亦莫衷一是。究其实,《中俄密约》是清政府"联俄"外交的产物,也是俄国为实现"借地接路"而精心策划的外交阴谋与骗局的结果,李鸿章作为《中俄密约》的交涉者与签订者,虽是奉旨办事,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抗日战争全局视野下的“英美派”探析

“英美派”是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它缘起于清末民初国人的留学潮流．形成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外部环境。“英美派”政治上崇尚英美民主模式,经济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交上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英关派”在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积极推行者,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北京和上海为两大重心，以抵制日货运动为一大表现。五四时期弥漫上海及江苏一带的抵制运动，“商战”舆论之风行一时，抵制运动之波澜壮阔，与“东南集团”之长期鼓吹及组织策划有密切关系。从晚清到民初，这一江浙绅商集团以张謇为领袖，据上海及江苏一省为大本营，在社会上有深厚的潜在影响力。以“棉铁主义”为号召，制订“联美制日”为策略，形成一个涵盖学、商、报界的网络，彼此声气相通携手联结。五四前后，正是这一集团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厉行国耻教育，到1919年推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通过学校系统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藉由报界宣传形成抵制浪潮，深度介入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值此五四百年之际，应重新评估这一集团的历史作用。      

甲午战前李鸿章与日本的外交之比较

甲午战前李鸿章对日本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不立足于战守而一味依赖列强调停,外交策略幼稚单一,结果陷入全面被动;而日本则能够准确判断形势,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最终在战前避免了列强的干涉,取得了有利的战机,掌握了与清政府作战的主动权。中日双方战前的外交直接影响到甲午战争的成败。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外交浅析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没有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主要依靠三种方式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临时派遣钦差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前去地方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与各藩属国以及西方各国之间的交涉由礼部负责;发生在广东的中外商务交涉,清政府则委托特权商人——行商办理。这种外交上的委托制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外交模式,成为清朝政府在外交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惰性的根源。     

大国梦幻中的弱势外交——1948年中英九龙城寨事件交涉析论

1948年的"九龙城寨事件"是中英双方围绕战后香港问题的一次较量.整个事件呈现出中英两国外交当局、香港政府、广东地方政府、九龙城寨居民和中国内地民众在"两国多方"格局下的角力.事件之初,国民政府试图利用民众运动与新闻舆论迫使英国让步.但由于广州民众运动过火引发"沙面事件",促使国民政府软化立场转向寻求妥协.而英国则态度谨慎,对于涉及城寨管辖权的问题寸步不让,在谈判过程中以拖待变.整个交涉过程一波三折,最后中英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无果而终.这一事件充分揭示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处的尴尬地位:中国虽被抬升为世界"五强"之一,但在这强国梦幻之中的外交却仍然是"弱势外交";由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国际新秩序使得中国命运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国的宰制,国际环境异常险恶;而民族主义情绪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空前高涨,使得作为民族主义与革命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国民党政权恰恰在利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跛了脚.当然,此番交涉毕竟是1899至1949年间历届中国政府在城寨问题交涉上走得最远的一次.     

国民外交运动的一次新探索——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的缘起及其活动述评

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是辽宁民众自发形成的反日爱国团体,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侵略加深、东北政权实施收回国权运动、人民反目运动高涨的背景下成立的。它成立后,协助东北政权开展外交活动,宣传国民外交常识,抵制日货,其组织迅速扩大,会员急剧增加,成为辽宁国民开展外交活动的一个新途径。它对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唤起民众的爱国主义意识．以及捍卫国家主权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辽宁国民外交协会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求生与保皇——试论维新派流亡者的外交活动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被迫出走海外,以维新派流亡者的政治角色继续活动。在引渡维新派流亡者的问题上,清政府和英、日等国政府发生外交纠纷。维新派流亡者在英日朝野展开游说活动,争取英国和日本对保皇活动的支持。维新派流亡者的涉外活动加剧了清政府与英日两国的矛盾,在客观上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促成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失序。可以说,维新派流亡者对清政府的外交孤立活动与清政府在义和团战争中的外交严重失序有着不可分离的因果链条。     

求生与保皇——试论维新派流亡者的外交活动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被迫出走海外,以维新派流亡者的政治角色继续活动。在引渡维新派流亡者的问题上,清政府和英、日等国政府发生外交纠纷。维新派流亡者在英日朝野展开游说活动,争取英国和日本对保皇活动的支持。维新派流亡者的涉外活动加剧了清政府与英日两国的矛盾,在客观上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促成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失序。可以说,维新派流亡者对清政府的外交孤立活动与清政府在义和团战争中的外交严重失序有着不可分离的因果链条。     

论晚清地方外交礼仪及地方官的态度

晚清中外约章对地方外交礼仪的规定包括三部分：与外国官员往来礼、与传教士往来礼及与其他外国人往来礼,其中与官员往来礼仪规定最详,涉及公文格式、称谓等方面。这些规定从礼仪方面体现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局势的深刻变化。地方官十分重视礼仪的作用,将其作为处理地方交涉的重要辅助手段,如借助外交礼仪抵制列强索取约定之外的外交特权,借助外交礼仪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都是他们重视和运用礼仪的表现。地方官对外交礼仪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外交关系模式的应对和适应。     

北洋政府“联美制日”外交及其困境(1920—1924)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形成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共同对付日本的局面。这对中国抵制已成国家命运重大威胁的日本侵略,是有利的国际条件。以此为依托,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改此前皖段政府所为,宣布实施与美国及协约各国一致行动的外交政策,得到美方积极回应。"联美制日"外交取得重要成果:通过联络美国及与之结盟的英国,中国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机制,开始受到《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公约保障,外交上不再孤立,并因此赢得一段应对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准备时间。北京政变后,直系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联美制日"外交受挫,这为日本扩大侵华目标提供了方便。直到济南事变发生,中国才重新回到联络美国抵制日本侵略的外交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