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

萧统《文选》选录先秦至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作品,是《诗经》、《楚辞》以后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选本,后世流传广泛,成为人们学习汉魏六朝文学的主要读本。它的选录范围,是专选集部之文,不选经、史、子三部的篇章。它的选录标准,则主要注意作品是否富有或较有文采。这选录范围和选录标准二者,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毕竟不能等同起来。本文试图就这二者分别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近两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爱情诗。西方编选者以自己的诗学标准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选择、翻译和阐释，以翻译选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涉及如下问题：输入者的时代环境、编选者的情感差异、接受者的美学取向、中西方的伦理歧异以及不同文化系统的性别认同。分析编选者主体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阐释依据，剖析具体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机理，可以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镜鉴。     

生态灾难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选本的编选

随着生态灾难的大量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涌现出了一批中国生态文学选本,编选者借助这些选本表达了各自的生态理念以及对于中国生态文学格局的建构。中国生态文学选本与同时期的社会转型关系密切,编选者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思潮、时空意识与文学观念,也存在着过于贴近时代主潮、审美意识不足等问题。中国生态文学选本的编选,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不同时代的生态灾难及其文学呈现,扩大了生态文学阵营,传播了生态理念,揭示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阶段性演变及其特征。     

关于《文选》的选文范围与标准问题

《文选序》欲“以能文为本”作标准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但这无法落到实处,《文选》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文选》即“文”之选,而不是在“非文”与“文”中选文。其选文以“文集录”为封域,类随文立;而又不为其所束缚。《文选序》并没有提出作为全书的选录标准,“事出”两句或“综辑”四句说的只是史书部分的“赞论”、“序述”及其相近的各种实用性文体的选录标准。至于全书的选录标准是什么,只能就《序》与《选》作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萧统编撰《文选》以审美价值为其依归;其“教科书”的作用等等,都是“派生”的。     

论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地域不平衡性

清诗承明制,复古习气不改,此其同;明人喜言唐,清人则多尚宋,此其异。清人编辑宋诗选本,作为对清代宋诗运动的一种回应,也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诗学思潮印记,并成为选家诗歌审美观念的实践载体。然究其实,此种行为,并非仅体现为编选者单纯的文学活动,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地域文化、选家素养、刻书水平、藏书条件等因素关系密切。受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清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     

论《艺文类聚》对建安七子诗的选录

《艺文类聚》由于其独创的体例整合了传统类书与选本的双重性质,因而具备了文学批评意义。对不同作家作品的选录,基本反映了选录者的文学趣味与文学主张。本文拟通过《艺文类聚》对建安七子诗选录情况的考察,发掘其背后的指导思想。     

论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的文学因素及其意义

文学因素在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资格中占据重要作用。它是史官选用的标准,也是成为良史的要求之一。史官的文学作品及史书中对作品的选录影响了时人的文学观。史官任用重视文才是文学自觉的反映,促进了社会重文学的风气,对当时及后世的文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广博宏丽卓绝华夏--《西南文学文献》绪论

作者主编的《西南文学文献》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部大型文学古籍文献资料专辑 ,主要收录西南地区本土古代、近代作家别集文献 ,本文简要梳理西南地区历代本土作家文学发展渊源 ,概述其于华夏文坛千古卓绝的突出创作成就和主要特征 ,同时结合西南各省区现存别集概貌的简介 ,对丛书编选宗旨、选录标准及其分类原因等作了说明     

萧统的文学编辑思想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总集 ,治《文选》者 ,形成“选学”。编选者萧统 ,在历代成千上万的作家作品中“略其芜秽 ,集其清英” ,下了很大的工夫。萧统以“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为“文”的选择标准 ,以文体相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 ,又以类分 ;类分之中 ,各以时代相次”为编排标准。总结萧统关于编选宗旨、文体观念和编排原则等文学编辑思想 ,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文学出版物的编辑水平 ,为文学出版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从选本批评看宋初唐诗学的演进——基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的比较

通过对《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选录唐诗的比较,可具体微观地把握唐至宋初唐诗学的演进特点。发现宋初选唐诗更突出题材意识,题材有日常生活化倾向;宋人对唐诗选录态度更具包容性,这有利于唐诗精华的全面吸收;更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对唐代诗人的接受较唐人而言变化也较大。     

潘岳赋论

潘岳与陆机齐名,是西晋最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赋在六朝时期就极受推重,刘勰称之为“魏晋之赋首”(《文心雕龙·诠赋》),今存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萧统《文选》选录他的赋多至8篇,居周、汉、魏、晋、宋、齐、梁历代作家之首。尽管年代久远,存文不易,可潘赋流传于今者仍有20多篇。这些作品大体上可以分成抒情、纪行、咏物三类。本文试为论述,以求专家匡正。     

中国蒙古文学史料学的起始与发展

蒙古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蒙古文学史料。随着国内外蒙古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蒙古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已逐步发展成为蒙古文学史料学。蒙古文学史料学包括蒙古文学的田野调查、史料整理、考订、选录、笺释、校注、校勘、辑评等诸多研究内涵。中国蒙古文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蒙古文学史料学的长足发展。我们应当总结以往蒙古文学史料学研究的经验,使蒙古文学史料学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     

《文选》咏史诗的类型与选录标准探讨

对《文选》所选咏史诗的类型与选录标准进行探讨发现,《文选》中的咏史诗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以叙致本事为主,间杂抒情感慨;以历史为原点,抒怀叹议;以历史为媒介手段,咏怀写志。《文选》选录咏史诗的标准表现为:注重诗作的情感性、现实性、个性化,注重反映咏史诗的发展流变等。     

编选者的理论姿态和批评策略——试析《中国城市小说精选》的文化精神

《中国城市小说精选》是某种文化精神的产物,编选者在点评中对描摹都市景观的后现代主义的强行解读和实用主义的批评策略,意在疏离文学的启蒙传统,牵引并张扬当下的通俗文化精神。本文指陈从先锋文学转向迎合主流通俗文化的“欲望化叙事”的逻辑演变过程,认为它昭示出当代中国小说在市场文化境遇中的某种命运和文化病症。     

松江宋氏家族与几社之关系

明清之际,松江宋氏家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家族的典范与几社命运共始终。宋氏家族中宋存标、宋徼璧、宋徼舆兄弟始终是几社文学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几社几部影响甚巨的大型文学总集均为宋家兄弟主持编选刊刻。鼎革后,宋家子侄宋祖年、宋思玉、宋泰渊等成为松江新文学社团的中坚。从而对宋氏家族于几社的文学贡献作了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估和定位。     

"唐音"向"宋调"趋变中的雅俗之争

中唐以后,以雅、俗作为文学审美标准现象的出现,标志着封建贵族文学的审美标准逐渐向封建地主文学审美标准转变.以浪漫之美为特征的盛唐文学及文艺的雅文化,从中唐开始,寻求着与地主文化建构新相适应的美学范式.具体而言,就是在"雅"、"俗"之间寻求适合地主阶级审美理想."唐音"向"宋调"的趋变,正与雅俗消长相融的轨迹相吻合,笔者选择"都市豪估"与"韵外之致"、"村夫子"之讥与"杨、刘风采"之誉、"柳七郎风味"与"弄笔者的自振"三例雅俗之争的个案来透视中唐到北宋审美标准和理想的变化.     

集清英以明时义 类范文以刑后昆──从诸体散文的入选看《文选》的价值

对《文选》价值的探讨，从已经问世的著述考察，大多集中在选录标准、文体分类等问题以及诗歌、辞赋的入收上，从本书所收各体散文进行探讨还比较少见。本文试就这个薄弱环节进行窥视。笔者认为，《文选》的最大价值在于；揭示了周秦至南北朝文人文学发展的原因与内在规律，肯定了文学由朴质走向藻饰的趋势，为各体文章的阅读与写作提供了典范，凝成了沾溉“后进英髦”的理论体系。     

柳宗直《西汉文类》考论

柳宗直《西汉文类》是今可考唐代为数不多的由唐人编纂且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虽然该集已佚,但编纂者柳宗直兄柳宗元所为序文尚存,其他典籍亦保留有是集的相关资料,据此可以考知该集的编纂动因、选录内容及标准、编纂体例及批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西汉文类》纂于唐古文运动盛兴之际,该集所体现的文学观、选学观等与唐古文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与音乐——兼论中学语文教师的音乐素养

文学与音乐,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中学语文课本选录的文学作品,有直接描写音乐的,有间接描写音乐的,还有关于音乐理论问题的,因此,语文教师应该具备音乐艺术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