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民生福祉增进效应——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研究

基于2010—2020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这一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民生福祉增进效应。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民生福祉水平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且2014年以后高于全国水平;(2)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增进民生福祉,且具有城市规模异质性;(3)人口流动、外贸市场、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普惠金融是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路径。据此,应深化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加快转变特大超大城市发展方式,有效促进人口合理流动;着力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内需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创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支撑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有助于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由此认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地级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户创业,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会影响农户创业的概率。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使其获得创业资金,还可以通过推广电子支付使用和互联网媒介使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能力,进而促进其创业。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因户主年龄、人力资本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的不同具有差异性。     

离家的诱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留居意愿

文章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就业以及提高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进而促使其留居。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男性、非农业户口、已婚、身体健康以及高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地区异质性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动人口留居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县区无差异,人口规模越大的县区越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应”,但一线城市的区县或因生活压力较大而抑制了外来人口留居。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人口结构转型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的背景之下,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留居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和增速上西快东慢、北快南慢的特征显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横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和纵向南北方两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除中部地区外,覆盖广度差异是全国及其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内源结构性因素中覆盖广度差异、使用深度差异和数字化程度差异对全国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源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科技水平差异均是影响全国及分区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各要素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了吗——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的视角

消费水平的均衡提升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测算居民消费相对剥夺指数,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这一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且主要缓解了衣着、食品类等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以及增强社会互动三个机制来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3）在充分考虑了人口经济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状况后,文章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中间收入群体,中、高金融素养,使用智能手机以及城镇居民的消费相对剥夺缓解效应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现阶段,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文利用CHFS中的农户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双界线法”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覆盖广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覆盖深度次之,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尤其是促进农业创业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年以及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大。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增强农户创业动力是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普惠金融、金融服务均衡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发展普惠金融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课题。依托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构建综合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指数(IFI),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定量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但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的格局;普惠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但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此外,普惠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于金融深化所起的作用。     

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传统和数字的比较分析

在对我国31个省市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泰尔指数测算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面板回归和门槛回归的方法实证比较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到区域层面,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各地区的减贫效应正好相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均存在对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但是二者的门槛值不同,且对于两门槛值的减贫效应也存在差异。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共同富裕视域下,采用收敛模型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省级层面的变动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文化消费在省级间的水平差值均在不断缩小。第二,无论是否控制了诸多影响变量的情况下,全国呈现出文化消费低水平地区以更高速度追赶文化消费高水平地区的态势,直至达到稳态。第三,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部地区各省级间文化消费增长率的收敛起到促进作用,对全国范围内文化消费增长率收敛的积极作用还未全面形成。因此,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提升弱势群体数字金融素养、发挥财政政策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功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

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居民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部门的就业率。其中,自雇佣就业率显著上升,非自雇佣就业率未受显著影响;创业型自雇佣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的重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家庭和中等金融素养家庭就业具有积极影响,对农村家庭和低金融素养家庭的就业促进效应有限。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消费,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性消费的提高幅度更大,且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居民收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农村创业能力、金融可得性等机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化耦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从理论上梳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特色农业产业化的耦合机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化水平的耦合关系并分析其时间演进和空间特征,同时实证分析了数字平台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特色农业产业化耦合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化耦合关系由失调阶段向协调阶段迈进,不同阶段增长特征和动因不同;二者耦合关系在空间上存在区域间异质性和区域内相关性;数字平台建设不仅总体上对二者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对耦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性和区域内相关性产生影响。相关部门应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特色产业产业化协同发展;以点带面,构建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协调并进的农村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发挥数字平台在产品交易和金融创新方面的技术优势,促进农村金融、特色产业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