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吐蕃王朝政权体制的影响－－兼吐蕃王朝前、后期政权形态的变化

文章就佛教与叶蕃政权制度的演变关系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在吐蕃王朝政权体制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中，佛教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略论吐蕃中央政权斗争的演变

文章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从民族政治学的视角出发,综合、分析不同的观点,指出吐蕃中央政权斗争的历史渊源,并以王统传承为线索,揭示了每个阶段中央政权斗争的特点及其表现,勾勒出吐蕃中央政权斗争演变的概况,以此来反思吐蕃政权兴衰的原因。     

论佛教对吐蕃社会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历代赞普的支持下,占据了吐蕃社会的正统宗教地位,对吐蕃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语言文字、造像艺术、建筑风格和音乐舞蹈等方面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印度佛教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也改变了吐蕃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文化结构。     

吐蕃王朝赋税制度浅析——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为参考

赋税制度对于任何政府都是极为重要的,作为青藏高原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王朝的赋税制度是颇具特色的并且应该受到学者重视的.本文通过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记录的吐蕃王朝赋税方面的史料进行分析,对吐蕃王朝赋税制度的一些特征作出简单论述.同时,对吐蕃赋税制度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旨在为吐蕃王朝赋税制度的研究做出初步探讨,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隋唐和吐蕃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及唐蕃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青海地区由于处于汉藏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      

略述抗战后陕甘宁边区政权体制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在政权体制上也由苏维埃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陕甘宁边区的政权体制,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形式设置上,基本仿行与衔接国民政府的相应政体。但在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运行模式上,陕甘宁边区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苏维埃时期的体制。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的政权体制融合了苏维埃体制、国民政府政体及西方议会制度的各种特点,从而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种新的政体模式。陕甘宁边区的政体模式为新中国政权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原则和基本经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体制的雏形,并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     

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

明王朝出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废除了丞相制度,从而导致中央行政中枢体制的严重失衡。为了巩固统治和完善封建官僚体制,内阁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明朝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内阁的兴衰及其权势的变化看,它完全依顺于皇权,其政治功能是皇权的外延与扩张。内阁大学士参与中枢决策,故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并未抑制住皇权的恶性膨胀。     

张九成佛教观论析——兼论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及特点

该文以张九成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为话源,指出张九成的佛教观具有双重性,即在言道方式、生活性情方面亲近佛教,而在心性、伦理方面排斥佛教。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对张九成思想的归宿和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张九成的思想特色是“身佛心儒”而非“阳儒阴释”,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的程度和特质两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被招商引资束缚的乡镇政权

取消农业税后,招商引资成为乡镇工作的中心,必然会对乡镇政权的存在状态和工作模式以及乡村社会的诸多方面带来冲击.上接国家下联乡村社会的乡镇政权本应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现行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乡镇政权在国家与社会两者间的缝隙中尴尬生存,从而陷入角色困境.     

政治制度与文化：判定国际影响力的新向标

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力量为主要指标是研究国际影响力的传统视角,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因其自身具有的稳定性,在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中能对国内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先进的政治制度在于激发社会创新机制的生成,优秀的文化则在于潜在地渗透进他国的民众中,只有两者的优势均转换成经济力量,才能在国际上产生较大的辐射能力,从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佛教和儒学思想对高丽女性生活的影响

高丽时期佛教进入全盛时期，上自王室，下至普通百姓都普遍信仰佛教，佛教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佛教为女性提供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条件和社会交往的场所与机会。高丽时期盛行佛教式的葬礼和祭礼，没有太强的重男轻女思想，女性在家庭中占有较高的地位。而儒学思想作为高丽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重视孝道，在维护母权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相对于孝道，儒学思想中的贞节观念到高丽末期随着朱子学的引进，才开始有所强调，因此高丽时期的人们还没有女性必须要守节的观念，女性改嫁普遍，女性生活受到的限制较少。     

中国宗法制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中国宗法制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深刻,从庙产传承可见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从僧侣的姓名可见魏晋门阀谱牒和宋代宗谱的影响。宗法制度是深层的民族意识,这使得佛教在中国遭遇到这样的本土文化后不得不主动改变自身来迎合它。     

政治制度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文化既包括观念文化,也包括制度文化.与此相适应,文化软实力也包括观念文化软实力和制度文化软实力两部分,政治制度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一国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文化软实力有四个条件: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是否具有普世意义;是否有硬实力的支撑;对外能否产生吸引力,是否有一套逻辑论述.我国政治制度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所以我国政治制度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权力配置的若干思考

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下放权力是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有效途径，但同时应考虑到它的负面效应，即潜在的引发削弱中央政治权威和地方主义抬头的缺点。因此，在分权的同时又要强调必要的行政集权，合理的配置权力．以保证中央政治权威，这是保证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     

我国政党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制度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重规定性:政治文明规定性、社会主义规定性、国别规定性,并通过政治制度的各个层面得以体现。我国政党制度适应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政治文明的制度基础。     

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和积极成果,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五方面任务和必须处理好的三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