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宫廷乐舞简论

宫廷乐舞是中国古代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宫廷乐舞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元代的宫廷乐舞有雅乐和燕乐之分。雅乐基本上是前代的延续,燕乐则具有多种民族文化成分,反映出时代特色。元朝宫廷乐舞的建立,与忽必烈推行汉法有密切关系,是汉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17世纪与18世纪欧洲宫廷服饰的差异及对现代服饰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17、18世纪欧洲宫廷服饰在文化背景、含义及渊源、服饰特点、风格等方面进行差异性比较,指出这一时期服饰风格对现代时装设计及服装审美的影响作用,提出我们研究西方民族服饰文化其意义在于能融合外来文化、洋为中用以提高我们的服装设计及服饰审美水平。     

蒙古族古代断腰袍及其变迁

蒙古族袍服随着时代的不断演变,经历了诸多阶段,款式也千变万化.从服装结构的角度看,蒙古袍可分为断腰袍和直身袍两大类,辫线袍是断腰袍的典型形式.蒙古后期直到元代,断腰袍除在民间使用外,还在宫廷使用,成为代表蒙古族服饰文化的标志性服饰.断腰袍的发展和历史变迁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在蒙古族服饰文化史中占有重要位置.     

元代大都戏剧文化三题

元代大都的戏剧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本文力图从元杂剧以外的其他方面如院本诸戏、演出场所、宫廷演剧、艺人结社、剧本刊刻等进行一些综合探讨 ,从而在整体上了解和认识元代大都戏剧文化的面貌。     

周代服饰与经济、民族之间的关系

服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周代服饰制度特有的风格，对以后历朝历代的服饰都有深刻的影响。同时，周代的服饰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民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分析周代服饰入手，着重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研究周代的服饰有所裨益。 １．周代服饰制度的确立 在夏商时期，中国奴隶制度的文明开始形成，等级制阶级的存在是其政治制度的鲜明特点，这种等级制度也一定会反映到服饰制度方面来。《荀子·王制》说夏代“衣服有制”、“宫室有度”，透露了夏代服饰制度的一些信息。但是有关夏代服饰制度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很缺少…     

明初画坛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明初绘画基本上是元代的延续。但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这种清淡逸趣的画风很快遭到扼杀。代之以拟古、仿古为特征的宫廷“院体”。活跃于宫廷及民间的“浙派”绘画,来自“院体”,兼取元人水墨传统。但在保守、内向、极端政治专制的环境下,画坛凋零,整体成就不大。     

社会生活的变迁与蒙古族服饰的演变

蒙古族历史每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变化,在服饰上都有明显的印记,其服饰的演变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紧密相关。蒙古族服饰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在保留本民族固有特性、习俗的同时,也受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影响,并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服饰的长处,逐步发展成熟。元代是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发展期。清代是蒙古族服饰部落特色的形成期。     

从《吏学指南》看元代吏员意识

作为元代中期出现的一部吏员初习启蒙读物,《吏学指南》是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的产物,也是此段历史的有力佐证。它反映出在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下,官府胥吏在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地位的同时,更加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这种独特的胥吏意识的凸显,在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具有一定意义,应该受到必要的关注和认识。     

唐代道教服饰制度初探

唐代道教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服饰制度 ,包括神仙服饰制度、道士的服饰制度和穿、脱、存放、制作法服的科戒 ,等等。这种服饰制度既是一种等级制度 ,也是一种管理制度。其教化功能可以加强道教内部的管理。     

从元代上都扈从诗看滦阳民俗

上都扈从诗是元代边塞诗的主要形式,通过对上都扈从诗中的生产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节日民俗文化进行掘微与阐释,发现元代的上都地区民俗,虽然已开始向汉民族靠拢,但仍保持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所以扈从诗中表现的上都民俗丰富多彩,堪称是元代上都民俗文化的长廊,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     

元朝的养老政策

进入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在接受儒学和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策略后,一改草原游牧民族贵壮贱老的风俗,在元朝上下大力倡导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风尚,制定实施了多种救助和优待老人的政策和措施,如物质救助和赏赐、赋役减免、刑律优免、国家收养、官员养老和精神表彰等等,渗透着鲜明的阶级差异、民族差异和政治区位差异,反映了元朝封建等级制度的实质,其中民族等级差异是元朝的一大特色。     

元代新附军问题再探

新附军的收容整编是元江南统治和军事体制中重要的环节.元中期以后新附军是否还存在?学界有不同看法.分析元代军制背景可知,新附军人被强制编入军户体系时,仍然保持着典型的募兵制特点,其经济待遇和后勤、补给体制不同于汉军,因此其最低程度的组织单位无法取消;元廷欲利用江南人力,同时维护民族等级、分化制度,故政治上新附军的组织和名号也必须长期保持.新发现的史料表明,新附军和其他元军征集系列一样,直到元末还保持着其名号建制.对新附军的收编使江南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军户制征兵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但募兵制与军户制的矛盾和元廷控制利用的方针又使新附军最多只是维持原有规模.江南巨大的兵源在军事上并不能为元延充分利用.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白朴《墙头马上》裴少俊形象略论

白朴的《墙头马上》塑造的男主人公裴少俊形象,是元杂剧爱情剧作中男性角色的典型,是元代士子形象的真实写照。裴少俊深受封建思想影响,身上肩负着＂卿相之子＂的责任,遵从着封建家长制。同时,裴少俊身上也体现出金元士子的思想特质,大胆追求爱情。     

元赋复古成因及其效应

元赋“复古”不仅是受到当时环境影响所导致的赋体发展自我选择,而且与古赋“颂赞”功用符合元代的时代要求相关。元代赋坛可以说是古赋一统,复古意识伴随其发展的始终。后人对元人的评论,其褒奖之处也多在能够一改时文之弊而追摹古风。元赋创作高举“复古”的大旗,使“赋”这种古老的文体在向其“母体”回归的过程中保存了本体的生命基因,并且取得了令后人羡慕的成绩。     

论“逸品”审美内涵的历史深化与发展

“逸品”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 ,是由唐人提出来的 ,它的美学内涵在宋、元时期获得了历史性的深化与发展。唐代的“逸品” ,是“不拘常法” ,狂放的 ;宋代的“逸品”是鄙弃法度 ,笔简形具 ,出于意表 ,优雅的 ;元代的“逸品” ,则是“写胸中逸气” ,“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 ,清奇的。“逸品”美学内涵的深化与发展 ,体现了不同时期美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和时代特色。     

唐代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及绩效分析

唐代是为解决农民负担而进行重大变革的时代,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赋税征收体系上进行的调整,把传统的征税内容以“税人”开始向“税资”、“税地”过渡,充分体现了税收制度的进步。新的税收制度使农民缴纳的赋税量与其家庭经济能力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制度的深层原因,唐及其后的历代王朝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大都以加重农民负担而结束。     

宋元时期太湖东部地区的水环境与塘浦置闸

宋元时期,太湖东部地区沿吴淞江、长江和沿海地区的塘浦置闸是当时大圩水利的一个重要特色.大闸存在的主要理由是以出太湖之清水,刷感潮之浑水.宋以前,大闸的位置因农业开发的程度不高,靠近河浦内部的农田区,以后随着农业开发的加强,更接近外部近长江或近吴淞江河道区域,元代吴淞江淤积程度的加深,任仁发一度以强化河口置闸之法冲吴淞江之淤.由于河道常淤,大闸逐步废弃.在明代,由于吴淞江的弃用和东部北部丰水环境的改变,坝堰体系兴起,大闸与塘浦圩田体系也彻底地被替代.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