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小说中的孤独感

孤独感之一:我独自反抗你们全体孤独感,是五四小说中最强烈的情绪之一,当你看到五四小说界中高高树起的人的自由、尊严的旗帜的时候,你同时也会发现,五四小说家连同他们笔下的先驱者,在挥手告别过去,踏上新的历史地平线的时候,他们却势单力孤而处境艰难,几乎都陷入一种孤苦无助的境地。一种强烈而浓重的孤独感,弥漫在小说之中。对于这种孤独感,人们往往被它的凄凉、低沉,甚     

论五四文学“自我表现”的三种境界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这是一种境界。 当日光与夜阴接触的时候,在茫茫的荒野中间,头向着了混沌宽广的天空,一步一步的走去,既不知道他自家是什么,又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向什么地方去的,只觉得他的两脚不得不一步一步地放出去……     

“五四”现代乡土小说发生论

"五四"乡土小说的出现和兴盛不是偶然的,是时代和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家对当时"五四"文坛弊端的反思,是作家的自觉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乡土小说作为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它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两种文明的现代性冲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论五四小说中的家庭景观

家庭的观念与家庭的发展,永远缩印着人类历史的变迁。一个人性格心理的形成,乃至于生命力的强弱,家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前进与倒退,富强与衰败,家庭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这一切在中国尤为突出,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家庭,象在中国那样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正因为这样,五四作家和五四小说对家庭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中国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在这个格局中,个人的社会性首先体现在家庭关系上,由家庭来定位。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和放大。作为伦理思想的主要载体,家庭与伦理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从家庭的基础上发展出伦理思想,伦理思想被制度化以后,复成为家庭的精神支柱,彼此互为依存绵延至今。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指家庭服膺的原理可通于国,这是后来“孝治”思想的起源。《大学》说得更明白:“家齐而后国治。”“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无异于将国家的精神命脉系于家庭。     

再论“五四”时期的婚外恋小说

在“五四”小说创作中 ,个性主义式婚外恋作为反抗封建婚姻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武器 ,受到了广大作家的高度重视。“五四”小说通过描述婚外恋者思想、行为的痛苦、惶惑和矛盾 ,深刻地挖掘出他们深层意识里落后、保守的婚姻观、贞操观和子嗣观 ,揭示了反封建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论五四时期的 “大学叙事”小说

五四前后,现代大学在社会动荡和文化转型中呈现出诸多芜杂气象。大学作为一个“有意味”的叙事空间,一开始便进入了现代作家的文学视野。以现代大学及其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大学叙事小说,在新文学草创时期的各类题材中独树一帜。五四作家在描写大学人物、叙述大学经验时,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寒门学子的生活艰辛、大学生的就业难题以及教授们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生动地书写了校园内情投意合的友谊、青春萌动的爱情乃至惺惺相惜的同性恋情。新旧转型时期大学的艰窘现实和浪漫诗意,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因素,既肇因于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也不乏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正面“师者”形象,几乎缺席于启蒙文化语境下的大学叙事,而勤学、善思、正直的青年学生则更多地表征了现代大学的精神气质。     

论“五四”写实主义小说对想象力的束缚

由于对科学理性的极力崇拜和对西方写实主义的片面追求,"五四"写实主义小说的想象力曾一度处在现实真实、科学常识和现实意图的束缚之下。传统小说的神秘想象瞬间绝踪灭迹;西方现代派的非理性想象也失去了被理解的土壤。想象力被小心翼翼地局限在合科学性、合现实真实性的狭小范围之内。再现性想象成了作家们创作的主要途径。一般说来,缺乏自由想象的小说也是缺乏真正的表现力的小说。被束缚的想象力最终又影响到了"五四"新小说对生活本质的把握和艺术审美的追求。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同异论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虽有动机上的相近之处,却有性质上的不同.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出现了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的自觉性更强,也更注重文学自身的特征.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心理化”,“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浪漫主义与“五四”情爱小说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 ,带来了情爱小说的繁荣。“五四”情爱小说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对自我的肯定 ,对理想的追求 ,以及对人和人性的全面自由、彻底解放的渴求与“五四”作家精神气质的契合 ,使“五四”情爱小说在价值取向、审美品格和表现形态上 ,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五四”小说与新时期小说叙事视角比较

叙事视角研究毫无疑问应当是小说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图从小说的叙事视角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考察和检索新时期小说在一个侧面对“五四”小说的继承发展。比较研究是沿着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是两个时期小说中的全知叙事，一是两个时期小说中的限制叙事。文章认为，“五四”小说中的全知叙事具有一定的主体性。１９８０年以后小说全知叙事人主体性渐渐强化。与“五四”时期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小说相比，新时期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小说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化、情绪化倾向。文章还得出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论殷夫诗歌的“类”的自我表现

殷夫的诗歌最初以个体与群体二元分裂或共存的对立统一方式作“我”的自我表现,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他自觉地将个体追求与现实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命运结合起来,并将其内化为心灵的本能体验和重组生活的艺术潜能,由此,“我”的自我表现上升至“我们”的即“类”的自我表现。这意味着,只要“我”把生命投入到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我们”）中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也将反哺“我”,并使之朝着真正“类”的自我前进。     

论五四文学中的“狂人”形象

1918年春,鲁迅与钱玄同在北京绍兴会馆那场关于“铁屋子”的世纪性对话,催生了现代中国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催生了现代小说人物画廊中“狂人”家族的第一个典型。“狂人”形象的大量出现,是五四文学的一个独特景观,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和人格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狂人”作为那个时代特殊的群体,不仅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也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20世纪初是一个需要“狂人”而又产生“狂人”的时代。诚如黎锦明在（大街的角落·序》中所说：“甘世纪是精神病倾向最明显的时代”。病理学告诉我们,一般精神病…     

论五四时期爱情题材小说

论五四时期爱情题材小说胡绍华五四时期，受新思潮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民主、自由的观念，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窒息，以口、以笔、以血甚至以生命在呐喊，在抗争。这一时代潮流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就是爱情题材小说的大量涌现。据茅盾当时...     

论鲁迅小说创作与“五四”文学观的错位

鲁迅创作与“五四”文学理论的错位主要体现在形式、内容和时间三个方面。形式上,白话文运动的推广带来了文学工具性的重蹈,而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实现通顺明白的目标之外,还以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探索文学的本体性发展;在内容上,新文学的建设是以反叛传统为起点的,但在鲁迅小说中,传统文化以其巨大的吸附性赋予了人物斩不断的民族劣根性,从而造成了中西方文化的话语断层;在时间上,鲁迅虽被誉为“新文学主将”,但他在文学理论的初创期并不十分活跃,其文学创作滞后于文学理论的提出。     

科学视野之下的“五四”小说

崇尚科学是“五四”的主调之一,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必然受其影响与制约。考察“五四”时期的小说,我们无法遮掩科学的影响与促动。“五四”小说所呈现的科学理性精神、思想方法以及创作观念与科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宣扬科学理性精神;对“五四”小说求真倾向的导引;对“五四”小说的批判意识的影响;对“五四”小说启蒙话语的促动。     

“五四”性爱小说的叙事模式

"五四"小说对"个性解放"与"人性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主要是通过对爱情题材的表现来实现的,作为对封建文化的叛逆,同时也是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出现了许多以爱情与性自由为主要诉求的性爱小说,其在叙事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爱情为叙事基点的叙事模式;叙事视点的多元化;人物形象的变化;叙事技巧的自然主义倾向、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引入。     

凌叔华“出轨”小说与“后五四”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时代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书记本人躬身表率,将先贤圣哲智慧付诸治国理政实践。习近平文章、讲话中经常引用中华传统典籍中的精妙用语来画龙点睛,发人警醒,其用典不仅风格特色鲜明,体现了文化自信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具有强烈的现实导向和时代价值。     

论“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下庐隐抒情小说的感伤基调

庐隐是"五四"时期以书写个人心路著称的女作家,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浓厚的"自叙传"抒情色彩。感伤的情感基调则是庐隐主观抒情小说的主旋律。无论是庐隐笔下的自然环境,还是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无不染上浓郁的悲哀色调,甚至作家本人还常常在小说中直接抒发苦闷的情绪,构成了文本中无处不在的哀感潜流。庐隐这般悲愁、哀婉风格的形成,是强调主观抒情的"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与作家坎坷的人生际遇以及"五四"退潮以后苦闷、彷徨的时代背景遇合的产物。庐隐整个创作生涯,一直贯穿着"五四"的主题和感伤基调,在后期又呈现出一定的转型迹象。因此,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切入文本,对理解庐隐抒情小说的感伤风格及其与时代构成的对话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 ,论者早已经注意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存在和影响。但是对于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 ,或者就乡土小说研究乡土小说 ,或者还缺乏文学史意识。这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尚未实现从现实性批评完全转化到历史性研究这样一个必须转化的过程。本论题讨论的要点是 :思考五四时期中国乡土小说与五四精神的相一致性 ,以便回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乡土小说的一个必然规律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雅致”

细读王安忆四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米尼》、《长恨歌》、《桃之夭夭》,可以看出王安忆小说中的雅致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方式,以一种前后呼应(预言式)地叙述,还原出中国传统审美范畴——哀而不伤,更在还原的同时,结合当代背景,重建了古典文学作品,丰富了作品形象;二是古典语言的运用,移用、化用古典诗词,并用古典诗词写作方法——赋、比、兴渲染背景,使得旧景更醇厚,新景蕴旧情;三是以女性成长为审美对象,借助她们独有的细腻情感,来感受社会历史带给人的经历与体验,将宏大的社会历史溶解到细碎的日常生活中,将审美意向放置在描写生活的变化带来的人物复杂的心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