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政府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

指出转轨时期社会主义政府之所以有必要“退出”,主要是因为政府如不“退出”,首先要承担很高的监督成本,其次难以避免因维持与国有企业的隐合约而承受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当“退出成本”低于监督成本和维持合约关系带来的长期利益损失时,社会主义政府的“退出”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在转轨时期,政府高退出障碍直接导致产业市场高退出壁垒,结果是加剧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退出的壁垒     

对转轨时期国有经济的传统退出路径的反思

转轨时期 ,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也已经认识到原有的遍布于各个领域的国有经济与具有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非国有经济相比 ,效率低下而明显的缺乏竞争力 ,并呈现出不断收缩的态势。针对这一情况 ,国有经济的退出问题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并提出了多种退出方式 ,但这些探讨多是从体制内主动退出的角度出发 ,然而由于体制内主动退出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 ,且在转轨时期面临着层层壁垒 ,使得我们必须对这一退出路径进行反思     

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法的任务

有学者认为 ,西方与中国经济法的任务正好相反 ,西方试图突破国家对市场不干预的传统 ,而中国则要解决国家干预过多的问题。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市场发育的“路径依赖”所决定的政府培育和完善市场的必然性 ,以及“政府失灵”与国家干预过多的区别。在转轨时期 ,市场不完善和中国政府的相应职能决定了中国经济法任务的五大基本内容。明确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法的任务对于目前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和经济法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转轨时期国有经济退出的新视角:体制外被动退出

认为一般对国有经济的退出问题的探讨都是从体制内的角度出发 ,而在转轨期 ,这一退出方式面临层层壁垒 ,增加了退出的成本。因而试图寻求另外的退出途径——体制外的被动退出 ,以便实现同样的目标。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是由国有经济的目标函数内生决定的 ,具有动态自发演进的特征 ,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是一种卡尔多改进 ,并具有渐进性、与市场化进程的同步性和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等特点 ,决定了其退出的可行性 ,继而通过退出机制的设计 ,以消除体制外退出的壁垒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体制转轨时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特殊性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两种体制同时存在成为中国转型经济的最主要特征。体制转轨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 ,而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也有其特殊性。体制转轨时期及制度变迁的特殊性要求政府应承担两大特殊经济职能 :一是推动经济转型 ,进行制度创新 ;二是改革政府。     

中国煤炭产业市场结构

分别从中国煤炭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进入与退出壁垒三个方面对中国煤炭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在文章结尾对目前中国煤炭产业市场结构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转轨时期我国金融制度效率研究

通过对我国经济制度转轨时期的银行主导型融资体系缺陷、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功能结构缺陷以及二元金融结构、各金融机构的非市场化博弈、X-非效率、非规模经济的分析,论证我国金融制度存在制度性缺陷而导致低效率。     

不同转轨方式对转轨效益的影响

传统的转轨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忽视转轨国家具体情况和转轨实践的历史特殊性,强调现象层面和具体特征;忽视了对转轨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北京共识”问世预示转轨经济学在分析范式上要产生新的突破,认同体制转轨是阶段性的;而发展转型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应该从长远的视角通过发展模式转型看待转轨效益。评价转轨效益的制度指标和生产量指标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因此应寻求更加中性的并且可量化的指标。尝试以转轨时期产业结构的改变作为评价指标度量效率的改善程度,以此来解释中国和俄罗斯在转轨效益上的差异。     

进入退出壁垒与国有企业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理论的解释

制度性进入壁垒导致产业人为垄断的形成 ,而过度进入与制度性退出壁垒则造成了我国许多产业的过度竞争格局 ,从而导致厂商 (大多数是国有企业 )的高产量和低价格及亏损。只有尽快从根本上破除制度性壁垒 ,才有可能真正使国有企业摆脱亏损的困境 ,国有企业才能具有自生能力 ,而其他由于缺乏自生能力诱发出来的金融预算软约束、政企不分、激励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将迎刃而解     

转轨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与治理

当前,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通货膨胀。1994年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上涨了22.3％。 转轨时期中的通货膨胀的多种因素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会造成结构性物价上涨。     

垄断与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选择

不同方式所形成的垄断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重点在于减少政府管制,降低产业的退出壁垒,由市场竞争机制来决定产业和企业的规模。     

转轨时期企业行为的合理化

本文在对企业行为的涵义和企业行为合理化的标准作理论考察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转轨时期企业行为的主要持征,指出,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是企业行为不合理的根本原因,而企业目标的多元化又是由企业外部刺激结构(如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市场环境等)和企业内部结构的不完善所造成的。因此,促使企业行为合理化的逻辑思路也就必然是:在优化企业目标的同时,一方面,调整企业的外部刺激结构;另一方面,改造企业内部的利益结构、财产结构和决策结构。     

体制转轨时期证券市场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就我国目前而言,由于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旧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亏损大中型国有企业难以退出市场的现状影响了政府决策者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笔者结合我国的经济现状,以证券市场有效运行为基本模式,分析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运行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较为现实的政策建议。     

中国转轨时期商品期货价格指数研究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创建我国商品期货价格指数已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对我国商品期货价格指数的研究能够提升我国期货机构的服务质量,满足投资者日益提高的专业需求,进而促进整体期货市场发展并利于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编制我国商品期货价格指数的方法是在借鉴国际成熟商品期货价格指数的基础上提出的,指数的特点和性质从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体制转轨时期的电力企业运行机制研究

体制转轨期指我国正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向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的一段时期,从电力角度讲,要建立完善的电力市场包括建立完善的交易规则、现代电力企业制度。目前,我国电力企业电力供给等出现较为混乱的局面,一方面部分电力企业严重亏损、部分企业盈利丰厚,另一方面农村用电、工业用电紧张。本文着重探讨电力企业的内在运行机制,研究电力体制、电力企业、电力工业的改革理论。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从“增量改革”到“质量改革”的发展过程 ,所谓“质量改革”即是通过国有企业进行的战略性改组、兼并、联合等形式搞活国有企业。本文分为三部分 :一、我国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的运行 ,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的国有企业的运行。二、政府主导型企业兼并。在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是由政府推动的 ,政府作为企业兼并的行为主体有着深厚的体制基础。三、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 ,即国有企业在今天兼并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地方官的趋中行为假说与解释

在对"有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和"晋升锦标赛"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转轨时期我国地方官员在面临经济业绩指标压力下表现出趋中行为的假说,这种行为表现为报告的地区经济绩效指标围绕着全社会的平均水平波动,而不一定要通过高报业绩指标的方式使该地区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在转轨时期压力型和地方自主性制度安排下,名义权力、经济资源与晋升概率三个因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我们对转轨时期我国地方官员趋中行为广泛存在的理论解释.     

论转轨时期中国会计制度的变迁

中国会计制度频繁变迁,转轨时期尤其如此.会计制度朝令夕改,会计信息割裂失真.会计制度的执行严重偏离制度本身,不仅加大了财会人员知识更新的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更为别有用心之人操纵财务数据、套取社会资金大开了方便之门,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秩序.研究表明:中固会计制度的变迁之所以频繁变迁,主要是因为中国缺少一个科学可行的会计制度质量标准,会计制度的制订缺乏一个必要的社会基础,会计制度的变迁没有与时俱进.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在执行上缺乏严肃性.只有追根溯源,对症下药,才能革故鼎新,迎来创新建设中国会计制度的春天.     

平台产业研究进展——基于SCP范式的分析

同传统的产业相比,平台产业有其独有的特性。本文在分析平台产业特性的基础上,按照产业组织理论传统的SCP分析框架,对当前平台竞争、平台差异化、平台产业进入壁垒以及平台一体化和市场势力对产业绩效以及企业市场行为的影响情况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对各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依据SCP范式提出了当前平台产业进一步研究应关注的重点。     

我国“转轨”时期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黄范章在《东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效率优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转轨”时期公平问题更加突出。所以，尽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起了重大的历史性指导作用，这是不容质疑的；但根据近十年我国的实践经验来看，这个提法也有不足之处，即它虽考虑到导致贫富不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弊端，但仅提“兼顾公平”尚嫌不足，把“效率”和“公平”看成两码事，看不出其间正面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