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规则之治何以实现?——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

村庄规则之治是国家政权建设的要求,对基层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表明:里村以村庄社会结构为基础,通过化私为公机制建立了村庄公共性,并且通过利益连带机制形成了维持村庄公共性的硬约束,使得村规民约成为硬规范,最终实现了村庄规则之治.村庄规则之治的关键在于村庄能够形成公共性,通过发挥村民自治的民主治理功能,逐步提高村庄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需要进一步理解规则之治,探索规则之治的有效实现方式.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村庄治理国内研究述评

村庄治理国内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初的＂村治＂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梁漱溟、晏阳初、李景汉、费孝通等的著述构成早期研究的经典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含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维度开展研究,形成村庄治理研究的又一次热潮.综合起来分析,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实证调研,谋求村庄治理实际问题的解决,纯学理性的理论建构不多;改革开放后则将研究推向多个学科层面,全方位研究村庄治理的各个侧面,不仅注重个案性的实证研究,而且也不乏理论上的归纳和提炼.     

利益关系分化中的意识形态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分化,这个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引起了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人们从贫富差别、阶层分化、社会矛盾和发展不平衡等多种视角对利益关系分化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然而,与社会利益关系直接相关的意识形态变迁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研究利益关系变化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低度耦合：少数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实践与村庄社会基础的耦合性困境——基于西南两个村庄的调研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中国“三农”工作进入了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在产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村庄产业发展项目多以失败而告终,表现出多元主导下的产业实践同质性与产业实际发展的差异性要素需求相矛盾、产业实践阶段性与产业实际发展的长期性相矛盾、产业实践低水平性与产业实际发展的高技术性相矛盾三类困境。以产业发展困境的表现为启示,结合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及孟德拉斯等学者的社会基础理论,以西南两个少数民族村庄的产业发展实践为例,对产业发展与村庄社会基础之间的耦合关系展开分析,发现少数民族村庄的社会基础呈现出维持型保护的特征,具体体现在自给性的低水平农业生产、保护性的社会结构、保守性的文化结构、维持性的人力资源状况四个方面,村庄产业发展实践与维持型保护的社会基础性因素呈现出低度耦合的关系,导致了产业发展项目的失败。为了提高产业发展项目与少数民族村庄社会基础的耦合度,可以在产业发展实践前加强项目分析、在产业发展实践中重视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在落实文化教育政策、注重培养返乡人才等措施上做出改善。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弱选举竞争的形成机制与乡镇干预——基于鄂西Z村的个案考察

民主选举制度并不必然带来村庄选举的强竞争。实地调研发现,村庄选举的弱竞争构成了中国绝大部分村庄选举的主导样态。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去精英化、村庄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村庄公共利益与村民个体利益的弱关联化,是形成村庄选举弱竞争状态的主要原因。村庄选举的弱竞争可能造成村庄有效治理主体无法生成。为了保证村庄治理队伍的有序更替,乡镇往往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后备干部遴选机制、非正式的村干部退休机制、村干部待遇提高与晋升机制对村庄选举进行干预。但这些机制又带来了村民自治消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意外后果。因此,如何平衡乡镇干预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走上乡村政治前台的 "城归"精英

乡土社会底层的村庄历来是乡村精英活跃的大本营。在村治实践领域,乡村精英不但为地方政府所看重,亦被学术界视为研究乡村政治结构的切入点。 尽管目前国内学者对乡村精英的界定见仁见智,但其基本内涵还是较为一致的。一般认为,乡村精英具有如下特征:在村庄中拥有比较优势(如经济资源或人际关系等);拥有一定地位和支配能力;对村庄的变化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等。而关于村庄精英类型,学者们对此的划分也不尽相同。如贺雪峰等认为当代村庄精英可划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两类(贺雪峰,2000)。项辉等则认为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及社会精英三类(项辉,2001)。而目前主流的分法则是金太军、仝志辉、吴毅等提出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精英或治理与非治理精英两分法(金太军、仝志辉、吴毅,2002)。此外,樊平又对体制内精英进行了两分:一是代表自上而下的体制性权力的村党支部,二是代表自下而上内生性权力的村委会。然而,从目前乡村社会的具体情形来考察,“乡村精英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行动一致的群体,而是利益不同、层次不同、组织状况不同、目标不同、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影响力大小有别的个体和群体”(孙秋云,2003)。也正因如此,任何一种对于乡村精英类型的划分也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北农村调查的分析

农村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婚恋情感、生活消费、日常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呈现出区隔化状态.仪式性人情中的阶层剥削、婚姻缔结中的阶层位置维系、村庄闲暇中的阶层表征、公共文化参与中的阶层位置展示、生活空间配置中的阶层固化、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产生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以及两者“结盟”之后生成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是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不断固化,阶层流动渠道被阻断,村庄社会秩序将由于“结构紧张”而趋于紊乱.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一个多学科的分析框架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具有多重社会属性.现有的独生子女研究在学科结构的分布、研究相互之间的借鉴、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方法的运用等方面存在不足.本文提出从多学科理论视野出发,从独生子女心理、独生子女教育、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与人口政策、独生子女风险与社会保障、独生子女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构建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随着社会结构变化而转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哲学的兴起,知识分子、性别等问题研究的展开,挑战了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当前,中国学术界开展新一轮的唯物史观研究,就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和学术挑战的一种回应.就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学术发展的路向而言,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换的主要方向是:变革已有的技术理性的研究范式,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要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哲学必须开展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以文化活动为中心的认识模型来改造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实现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主要问题——基于华中某镇12个村村干部的访谈

以村干部的立场为视角,本文试图探析当前村民自治运作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样本来自华中地区某小镇的12个村庄。这些村庄的经验表明,经历环境变迁和政策调整之后,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生育、维持社会稳定、上传下达与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开展的。转移支付不足以应付村组运作,农民难以整合以及实际运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是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主要问题——基于华中某镇12个村村干部的访谈

以村干部的立场为视角,本文试图探析当前村民自治运作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样本来自华中地区某小镇的12个村庄。这些村庄的经验表明,经历环境变迁和政策调整之后,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生育、维持社会稳定、上传下达与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开展的。转移支付不足以应付村组运作,农民难以整合以及实际运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是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村庄合并后农村社区自治的挑战与对策——基于Q市村庄合并后的G社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自治是现阶段我国大规模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它超越了地域边界为基础的村治模式,是以社区居民生活为基础形成的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自治模式。在治理方式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社区性质职能定位、民主选举、社区自组织发展、资产合并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变"村民自治"为真正的"社区自治",对适应农村社会变迁、探索农村社会自治实现形式、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被塑造的产权——兼论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如何可能的

农民对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有着不同的理解,这集中表现为对土地调整的强烈诉求.但是,随着村庄利益分化的加剧、村庄治理环境的改变,30年不变的政策逐渐具有了被严格执行的社会基础.显然,这种土地制度形态的形成并非是农民基于生产需要而主动要求的产物,而是国家政策塑造的结果.这种产权的建立方式在完成国家总体战略的同时,也有脱离农村社会的危险.为此,土地制度转型需要以时农村社会的理解以及农民到底需要什么的深刻认识为前提.     

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单位及启示——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彭和村排涝水利的理解

不同的村庄性质及其社会基础决定了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基本单位,村庄水利建设的基本单位对水利的治理起到关键性作用,其可以保证国家与乡村、大水利与小水利的有效对接。通过将湖北省荆门市彭河村的社会基础以及村民这个基本单位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探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合作单位对国家治水的意义以及相关的政策启示。     

日本人口少子化问题研究

少子化是当今发达国家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将对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产生重大影响.研究发现,近20年来日本政府实施的少子化对策对解决少子化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对策缺少对晚婚和终生未婚的应对措施、存在政府在家庭和孩子方面的社会保障支出甚少等问题.今后,日本政府可以通过改革雇佣制度和导入育儿保险等方式来解决少子化问题.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

当前,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观念转变上。本体性价值是指人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社会性价值是指人与人交往中的行为意义。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辽宁省大古村农民的慎终追远、传宗接代等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被动摇,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道义观也受到"气人有、笑人无"等负面社会价值观的严峻挑战。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进一步增加,村庄的负面因素很可能破坏村庄的团结,致使村庄共同体解体,以至村庄呈现原子化状态。当然,农民价值观的失落也与政策失误,如丧葬政策的失误有关。因此,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要特别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加强农民价值观建设;同时也要重视农村公共空间建设等问题,为搞好乡村治理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持。     

草根如何抗争：一项关于草根型意见领袖的个案研究

在有关农民抗争研究中,大多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事实上,草根型意见领袖并不必然具有被精英主义范式所强调的所谓“权威”、“地位”、“权力”、“魅力”,更不是由外界进入的社会精英。这些草根型意见领袖所拥有的,只是行动网络,以及网络中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研究发现,草根型意见领袖通过运用网络结构与资源来实现其意见影响力的逐级扩散;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之最终成败主要导因于其建构的行动网络之特质;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具有事件特殊性而不具有村庄普遍性;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嵌入于并受制于村庄社会关系网络;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可能导致村庄社会网络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