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古代生死哲学之新意--以儒道佛为例之比较

对儒、道、佛的 "生死哲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另类"解读,并得出结论儒家是"社会化"的生死哲学,强调"入世"作为,其对生死的基本态度是"仰视"之,对生死之认识有着极深的"唯物主义"情结;道家是"自然化"的生死哲学,强调"合世"而行,其对生死的基本态度是"平视"之,所用的认识论具"唯识主义"色彩;佛教则是"宗教化"的生死哲学,强调"出世"超越,其对生死的基本态度是"俯视"之,用完全彻底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童心与佛理契合的世界--丰子恺审美理想解读

真诚的人性与和平的生活环境对于丰子恺追求率真自然的童心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深刻的童年经验构成了他摒弃功利、标举情感的审美观.对万事无常的朦胧体悟又使他与佛教有种自然的亲近.质朴无华的童心是丰子恺追求的自然境界,仁爱超脱的佛理则是他景仰的天地境界.丰子恺的审美理想就表现为童心与佛理的契合之间.     

佛光隐隐蕴童心--试论丰子恺儿童题材创作的艺术特色

丰子恺自称是儿童的崇拜者,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丰富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积累,丰子恺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的童年崇拜意识是在其佛家思想浸润中形成的儿童观的主要内容。在佛性和童心的牵引中,丰子恺的艺术创作在题材选择、审美观、文风以及具体的创作手法上显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本文试图以佛性童心为切入点来把握和分析丰子恺的艺术创作特色。     

耶佛并尊与弃佛从耶——老舍与曹禺宗教观比较论

老舍以中国传统文人强烈的社会历史使命感与爱国主义思想为中坚,兼容佛家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爱与救世精神,始终关注国民灵魂的拯救。尽管幼年老舍因为刘寿绵的施恩与佛教文化结缘较早,但他在宗教信仰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基督教。曹禺虽然在形式和组织上并未皈依过任何一种宗教,但是曹禺戏剧作品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宗教情愫鲜活地向人们昭示着曹禺与宗教的不解情缘。从家庭环境和氛围来说,曹禺具备同时接纳基督教和佛教的条件和可能,但是曹禺最终弃佛从耶,和老舍耶佛并尊的宗教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田园牧歌营建理想人生--论《边城》的审美意蕴

沈从文的《边城》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吸引着无数读者的目光 ,美丽的风景、美妙的风俗、美好的人组合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人情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但如果只迷于表象 ,疏于内涵 ,就不能真正理解作品。因此除了领略桃花源的自然美 ,更应该体会作品背后的人情美以及深蕴其中的作者改造民族精神品德的愿望     

从“荷香莲韵”观佛教的“佛境禅心”——论传承“莲花崇拜”对佛教融入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莲花崇拜(或莲花信仰)为佛教早期崇拜之一。佛教借助莲花形象以宣传佛教理论,借助莲花生物特征以阐述其义理,提供了引导教内僧众和教外信众追求的理想目标。佛教和其它宗教一样,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认真审视其发展轨迹,挖掘其基本理论中与当代社会现实有价值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主流文化实现新一轮的融合。     

理想人格与视角转换--陈染与尤瑟纳尔创作比较

中国当代女作家陈染与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虽然置身不同的创作背景,但她们的作品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与叙事视角的转换上均存在一定的相似处,陈染通过对尤瑟纳尔的创造性接受,进一步丰富了自身作品中对女性个体成长的书写。     

无常命运中的审美人生——从姚木兰看林语堂的文化理想

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林语堂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曾遭遇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其英文小说更是由于翻译等众多原因不被中国读者所赏识。从文化角度而言，其早期代表作《京华烟云》通过姚木兰这一文学形象为读者营构了一个独特的审美时空，集中体现了林语堂的人文理想。     

亚里士多德与庄子人生“至境”之比较

人生至境是人对理想生活处境的终极性描绘,也是先哲们求解人生问题的重要体现。作为中西文明的重要思想者,亚里士多德与庄子都对此给予了丰富的阐释。立足跨文化的比较视域,两位先哲的人生至境可相应地从5大维度进行比照：样态形式——“闲暇”与“逍遥”;通达途径——“沉思”与“坐忘”;价值旨趣——“至乐”与“无用之用”;理智角色——“崇智”与“去智”以及人格形象——“完人”与“至人”。虽然亚里士多德与庄子均将人生至境指向了内在精神性的自由之境,但在5个维度上都既有相通性又有差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于始源点上的汇通与分野。     

丰子恺美学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丰子恺美学思想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西方近现代关学思想的融合,且他始终以人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目标.但丰子恺对传统文化缺乏批判、革新精神,并且作为艺术教育实践家的他总是把艺术的社会美育功能过于夸大.这里既有个人因素,也有时代环境影响.丰子恺美学思想给我们当代美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许地山小说艺术研究

许地山小说艺术魅力主要来源于小说情节的丰富性,结构的有序性和语言的多样性。创造这魅力的动力源泉机制是整合,这个整合理应归之于文化整合。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整合不是简单的1加1等于2,而是1加1大于2。两种文化渗透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内涵已远远地逾越单一的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内涵。     

音乐之律动──许地山创作艺术探幽

本文通过对许地山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认为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其最高境界都不只是文字形式或旋律节奏的外在美，而是在这一切后面的“情”与“心”。许地山移用音乐技巧、手法于文学创作中，使其作品充满了个性化的旋律与内在节拍。那种对宗教内涵的情绪反应，对人物性格多侧面的暗示及时主题思想的提炼，便是他受音律的启示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表现。     

文学创作:非文学因素的审美性人格化

文学创作是非文学因素的审美性人格化转化.文学创作是一种非文字因素的审美性人格化创作构架,统摄了再现说、表现说与形式论的创作范式,体现了文学创作的人性特质.从分侧面考察,它具体对象化为再现、表现与形式建构等三种基本操作手法.     

文学创作活动中主客体之审美内蕴

文学活动作为人类对世界艺术把握的一种方式,不是以审美为最终目的,创作主体总是通过对客体的审美判断和整体性的情感性评价来表达一定的思想,从而充分体现出文学创造的特殊性。     

审美情感与文艺创作

审美情感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历来受到东、西方美学、文艺家的高度重视.审美情感的特质决定它处于文艺创作的核心、中介地位.审美情感关系到艺术创作欲望的萌发,艺术创作对象的孕育、传达,它能够使文艺家创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和生活底蕴,能满足人们多种审美需求的文艺作品.没有审美情感就没有艺术;审美情感的消失,意味着文艺创造的消失.     

乡野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对抗--丰子恺漫画论析

“图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特征和文化特征。分析20世纪前半叶丰子恺的漫画可以看出,承载着丰厚的乡野文化传统的丰子恺对其时都市上海日常生活,从人(“冷漠与温馨”)与物(“人工与天然”)两个层面展开批判,这其实反映了都市与乡野在文化层面上的对立。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丰子恺从护生画集(慈),儿童相(真)和旧诗新画(静)这三类漫画中努力营造出一方精神净土藉以栖身。     

论艺术幻觉的审美本质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

艺术幻觉类似于生活幻觉,又不同于生活幻觉,它在客观形态和认识习惯上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但在审美心理上却更真实,它包括创作主体情感的真实和人物“心造”的真实,这种真实性来自于艺术创作心理,是一种不合常态的变态心理,它是原始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形式积淀。作家和作品人物遵循“人我不分,推已及人”和“物我一体,推已及物”的原则,在审美接受活动中,幻觉性意象服从艺术传达的“可信性”和“可接受性”,具有生理心理学上的科学依据。     

“夜行者”归来:论丰子恺“文革”时期潜在写作的价值

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和他在文革时期寄给家人的一百多封信,共同构成了他潜在写作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长久以来,这位文艺大师往往以居士的形象为学界所知,虽也偶有斗士的一面,但他于抗战时期的疾呼高喊却并未在其文学创作生涯中得到进一步延续。相反,在因政治运动而中断写作几年后,重新提笔的他在坚守与退让中挣扎许久,最终选择从创作形式和创作思想两方面,实行一次对旧时风格的复归。这种复归显示着疏离现实、淡化政治的外在姿态,但其后所隐藏的,则是具有另类抵抗性色彩的精神内核。丰子恺这种疏离时代话语的选择,体现了他中庸温和的性格特质。借此,他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完成了内心生活的某种升华和突围,从而使他像一位潜行在黑夜中的旅人那样,成为特殊的时代大背景里一个具有异样的定力与活力的文化人格典型。     

旷世奇才的畸变心灵--徐渭的病态人格及其文学创作

徐渭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狂狷"之士,其颠狂怪异的人格形态的形成,既受到时代思潮与社会风尚的影响,也与他个人生理与心理的病变有密切关系.不幸而痛苦的人生造成了徐渭心理的病态,而心理的病变又使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奇特甚至怪异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