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现代性的政治规划与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墨菲的民主政治理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墨菲在其代表性作品《政治的回归》当中提出现代性问题离不开政治问题,现代性只有基于社会关系所揭示的新社会形态而言才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政治规划就是启蒙以来的自由和民主理想。正是这一理想的单一化和一维性才导致某种政治规划上的本质主义,这在墨菲看来是女性问题的根源。在墨菲看来,现代性的政治规划所诉求的民主与自由的协调统一,只有在社会主义当中才能实现,从而提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     

现代性的三重维度及其在中国的生成

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人自身的现代性,它是人在自我敞开中呈现的现代性理念、制度和态度所形成的多维互动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使现代性拥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现代性在中国生成的主要问题不只在于人们所强调的现代性理念的不普及、宏观现代性制度的不健全,而且在于微观现代性的理性机制还没有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文化机理,在于作为人自身现代性最活跃维度的现代性态度远没有发育,以至于人自身的现代性无法真正生成.     

罗尔斯公共理性的启示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达成民主社会的共同政治认同时拥有公共的政治理性.推理原则及其方法是得到公民认可的.理性的公共性确保了正义原则的合理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规范的、合理而理性的公民在涉及根本政治问题时,具备自觉诉诸公共理性的义务,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每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觉履行的义务,失去公共理性的公共政治辩谈很难就根本政治问题达成共识,甚至社会将可能面临分裂和动荡的威胁.     

论政治监督与民主自由的实现

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是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 ,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民主自由的实现有赖于民主的政治体制 ,而民主政治体制的核心制度功能之一就是政治监督 ,民主自由政治的各种制度无不包含着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的机制。因此 ,政治监督是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本途径 ,民主自由的发展必须以健全和完善政治监督制度为基本前提     

“人的教育”的现代性反思

"人的教育"受益于现代性启蒙.自现代性发端,教育就开始了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向,迈向了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主体性",经过康德、黑格尔的强化,"人"的主宰力量空前地获得了推崇,教育现代化也确立了以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为原则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开始脱离社会政治和世俗功利主义的束缚,转而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价值.人的主体存在成为教育聚集的重心."人的教育"的提出,捍卫的是人的哲学价值和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人的尊严和主体的独立性.然而,"人的教育"在高扬"人性"、"主体性"旗帜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社会哲学的诟病:远离社会现实和教育现状,片面地追求个体自由、心灵信仰和精神世界的完美,走向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反映到教育生活中,其实就是"精神"与"现实"两种哲学视野的对立,"科学"与"人文"两种教育价值的分歧.这种对立与分歧,如果不予澄清,就会影响到"人的教育"在价值判断上失去理性的自我定位.     

在民主与民族之间:194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单位,自由主义则是以个体为本的意识形态。从政治哲学层面上看,民族主义是特殊主义的,而自由主义是普世主义的,两者之间虽有内在的矛盾和紧张,但都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自由民族主义则力图调和这两种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意识形态。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并且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民族主义的目标纠缠不清。1940年代,主要是抗战胜利后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望建立一个以英美民主体制为榜样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民族利益不受侵害,从而表现出一种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这种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整合在当今世界也依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现代性命题。     

对现代性自我的道德哲学审视——以麦金太尔道德哲学思想为学术资源的研究

现代性自我观给现代个人和社会带来所谓解放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对现代性的反思离不开对现代性自我的反思.现代性道德是和现代性自我相伴产生的.因此,从道德哲学层面反思现代性自我对解决现代性自我问题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以麦金太尔道德哲学思想为学术资源,依次从现象层面和理论层面,分析了现代性自我的道德困境:道德自我的祛伦理性和社会组织的祛道德性;困境产生的理论根源:现代性道德哲学的内在逻辑--祛目的论,以使道德内在化;重构现代性自我的可能途径:重释德性道德传统,通过叙事重构现代性自我.     

韦伯论中国的社会和宗教

马克斯.韦伯(M axW eber)在其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设: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分析相对应的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所作的出色研究。韦伯的论点为:中国自秦代以来拥有统一帝国式的持久和平,人民有广泛的迁徙自由,货币经济也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理性化的经济秩序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及其掠夺性的政治资本主义;其二是儒教和道教的精神特质阻碍了包括信任关系在内的经济理性化的发展,使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胎死中。韦伯的分析认为:受儒教和道教浸淫的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使得制度创新和理性化丧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观点对我们是富有启迪的。     

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研究——基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分析

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及法治化,人民政协的功能几经变迁,与中国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本文通过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梳理,结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认为我国是民主集中制下的协商民主。新形势下,需要通过对协商制度的法制化、协商形式的程序化和加强人民政协自身的建设,促进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为人大分担部分政治参与功能和利益表达及整合功能以进行有效的社会疏导。     

个体的丰富性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是人类自我解放的理论。这种哲学是现代性的文化精神的体现。它突出了人作为个体主体所具有的价值,从而显现了人作为人的最高本质所具有的意义。但独立的自我并不是孤独的自我,孤独的自我造就的只是市民社会的私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个体和类的矛盾,使个体能够成为类的存在物,得以自由和谐的发展。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建构和谐社会的主张,其实质就是个体丰富性的马克思哲学精神的反映,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对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之所在。     

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价值,自由与秩序互相依存,这根源于它们各自内在的价值限度。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自由一般被具体化为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结构,秩序一般被具体化为一种法治结构。在法治的结构框架内,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了统一,社会政治系统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自由与秩序的互动共存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这里应强调的是:社会政治稳定是作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自由与作为法治结构的秩序进行互动的结果,也是这种自由与秩序和谐共存的状态。伴随民主政治的兴起,社会政治开始从权威结构秩序向法治结构秩序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稳定依赖于权利与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获得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对于社会政治稳定来说,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是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关系的逻辑延伸。     

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

在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问题是长期阶级搏斗的舞台,主要表现为下述两个方面: 1)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群众争取、维护和扩大民主权利与自由的斗争; 2)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另一方面通过一切手段加强宣传,把当代资本主义描绘成最民主的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主问题同样也十分迫切.建设和发展新社会的整个过程客观地要求解决这些问题.     

公共理性视角下公民文化建构

公民民主文化特点是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引导,倡导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正义观念的文化,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指引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并保证其真正落实。在建构公民的民主文化中,在公共理性视角下,树立公民意识,明确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并寻求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和公共舆论的批判精神和监督意识。     

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研究——基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分析简

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及法治化，人民政协的功能几经变迁，与中国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本文通过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梳理，结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认为我国是民主集中制下的协商民主。新形势下，需要通过对协商制度的法制化、协商形式的程序化和加强人民政协自身的建设，促进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为人大分担部分政治参与功能和利益表达及整合功能以进行有效的社会疏导。     

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与社会理论研究

文章通过对法国著名思想家梅洛 -庞蒂哲学和社会理论的阐释 ,指出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 :将“知觉”和“身体”概念上升到存在本体论地位加以界定 ,从而使“身体”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的重要话语 ;对社会文化中的“语言”、“我思”、“自由”的开放性描述 ,使其哲学成为吁求人道与自由、博爱与民主、尊严与公正的社会实践理论 ;他的审美艺术理论深刻解答了审美超越性和现代艺术的社会价值归属问题 ,对艺术真理性也做出了有相当深度的阐释 ,受到学术界的全新关注。     

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学界对此争议纷呈、褒贬不一。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放在“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说明国家作为伦理性精神实体不过是家庭、市民社会的自在自为的必然性结果。自由的定在是国家理念之本体,自由意志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态与现实化,由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正义的内核。虽然黑格尔的国家观中不乏宣扬王权专制的成分,但透过文本显性语词的表层,个中渗含着民主意识和完政精神．意义深远。     

论公平正义的观念和现实

公平正义观念永存于每个人心中,关系到人的精神满足和幸福.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公平正义应该是政治追求的首要价值,这是相对于政治的其他价值比较而言的,也是相对于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美是艺术的首要价值而言的.公平正义要以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为基础,不能超越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社会政治状况和人们的政治地位的改变作用于人们的政治立场和见解,能够改变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思维逻辑.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在立法活动中,公平正义的基础往往不容易把握.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的公平正义问题都立法,立法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片面的政治原则论或效率优先论,认为政治可以超越法律、效率可以超越公平;二是法治万能论,认为有了健全的法律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公共理性范畴的历史演进及其内涵

公共理性范畴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展开其内涵的,霍布斯、卢梭、康德等思想家对公共理性范畴都曾有论述,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理解做出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精神的阐释.在当代,公共理性具有双重认知维度,即公民自我理性和公民社会理性.公共理性以公民自我理性的认知维度为出发点,其最终取向是社会理性维度,目的在于寻求沟通、实现合作、达成共识、塑造公共话语平台.     

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及其解决

在全球政治时代,自由与民主已经成为被普遍追求的理念和价值.然而,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并不符合民主的精神和原则.由于国家间权力的不均衡,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全球民主治理体系.虽然现阶段的全球民主具有某种缺陷,但它仍然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视角,观察者能够更好地审视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对半外围地区的全球制度创新、全球机构改革以及跨国社会运动的分析和反思,可以探讨建立民主、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