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是伴随北宋中期为促进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同时克服、战胜佛教道教思想,实现儒学创新的思想文化运动.欧阳修适逢其会,在儒学复兴运动中起到开一代风气、引导儒学复兴方向的作用,其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高举韩愈古文运动大旗,提倡"文道合一";二、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提倡破除训诂,阐扬义理;三、攘斥佛老,促进儒家人文礼义的复兴.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中古儒家经学著述形式的转变——关于义疏体裁的研究

儒家经学有章句、经注和义疏等著述形式,其中"义疏"体裁出现于西晋,在东晋中晚期之后渐趋盛行。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对于"疏"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认为儒家的义疏来源于佛教,并注意到义疏之学有"疏不驳注"的原则,以为这种原则意味着义疏之学缺乏创新精神。考察儒家义疏的起源,当早于佛教的义疏。至于南朝,儒、佛两家的义疏之学同时兴盛,相互影响,那种认为佛教义疏单向地影响儒学的见解,乃是片面的。而唐初学者所标榜的"疏不驳注",实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企图清除佛教对儒家义疏的影响,越过佛学而遥继经注之学。由此而论,有必要对中古经学的著述形式做认真的研究。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汉代经学简议三题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也是经学获得繁荣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始见于汉代经学史的两个不同派别或学术系统,两者的各自发展和交互论争贯穿于两汉,也影响到后世。两汉四百年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成绩在于保存和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儒家经典,贡献了一批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经解、经注,并在治经的若干原则、方法上形成了"汉学"的特色。     

《毛诗序》尊废之争与儒学嬗变

"毛诗序"因其对儒家元典的经学阐释而成为儒家文化关键词,而历代解"序"又被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汉代至中唐,汉唐经学居学术主流,"尊序"乃思想界共识;中唐至明代前期,变革汉唐儒学产生的理学占据学术思想制高点,"疑序""反序"甚至"废序"声浪高涨;明中期至晚清以前,理学趋于衰微汉学复兴,"存序"与"尊序"再占上风。中国古代思想史所演绎的关于"毛诗序"关键词之悖反式解读,与儒学嬗变密切勾连。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宋代僧人对儒家经学的认识与回应——从释智圆和释契嵩谈起

儒家经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是儒家学说中最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变革的重要时期.在宋学形成前后,释智圆、释契嵩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儒家经学给予了探索.他们不拘泥于古圣贤章句的束缚,以"微言大义"的举动和读经致用的态度,走出了宋代经学发展的第一步,昭示了宋代经学复兴的时代特色和发展趋势.     

唐太宗与初唐经学的复兴

由于前朝经学的衰落和政权的频繁兴替 ,唐太宗在即位前后 ,为了建立和巩固唐王朝统治 ,重树儒学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采取了尊孔崇儒 ,褒扬前代经师 ,重视经学教育 ,统一经典等项措施 ,使初唐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出现了经学统一、复兴的局面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从经学诠释学看今古文经学之争

以“依经立义”、“倚传现义”这两种经学诠释学思路来重新观照刘歆立古文经学与经今古文学之争,可以发现：所谓“争”以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分歧,其实是两种诠释学思想之间的互补。不论是今文经学的此消还是古文经学的彼长。都是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的内在调整与完善。     

论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的经学新变

在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经学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疑传惑经的盛行和通经致用的取向.刘敞及其《七经小传》是疑传惑经的主要代表,学术风气因之一变.李觏则是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周礼致太平论》等经学著述与当时的庆历新政桴鼓相应.     

叶德辉经学立场浅析

晚清维新运动时期,在经学内部炽烈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中,湖南学者叶德辉的立场可谓典型。他不赞成强分学术门户的做法,也不赞成汉宋兼采之说,自称尚汉学而独崇朱子;其为学重实证而排空虚,斥今文而尊古文,而且对先儒学说也不苟同。他是一位思想独立的经学家,所持立场和主张对后人多有启发。     

西汉经学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这场改制运动的特点是据经托古,而又别有新意.所以,它的出现同汉代经学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一、西汉经学的兴起和发展汉代经学即对先秦儒家《六艺》的注释和研究.通过传释儒家《六艺》以推演其义.汉武帝即位后,立《六艺》为《五经》(《乐》已散佚),经学之名由此始.春秋时期创始的儒家学说,主要著作即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即所谓《六艺》.战国之时,诸多学子研究传释《六艺》,分成若干派别,著名的有八派,在这八派中,除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两大派别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外,其余诸派多在《六艺》的传释上产生分歧.整个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在诸子百家中最为强盛,被百家诸子奉之为“显学”.秦朝一统后,独柄法家学说,禁绝儒学,儒学典籍濒于灭绝.汉初,汉惠帝“除挟书之禁”,儒家诸子又获得了自由争鸣的环境,公开地研究《六艺》.但是,当时他们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难的,经过秦火焚书及其数年战乱,儒家典籍大量散佚残缺不全,甚或只凭口耳相传,所以补正阙疑.教授弟子城为当时的急迫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     

论西汉前期的经学思潮

在西汉前期的学术领域,激荡着一股“汉家法周”、复兴儒学的思潮,我们名之曰“经学思潮”。它在西汉初年主要表现为“过秦”,即对秦王朝的苛暴政治及其指导思想法家学说进行严厉的批判;在景、武时期则表现为儒道之间的互抑互黜,双方由学术之争逐渐演变为对政权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孔子及其所整理的文化典籍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尊孔、尊经、读经、造经、解经,构成了这一时期学术领域色彩斑斓的景观。儒学终于变成了经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宗学术,登上了意识形态的宝座。     

宋初经学思想初探——以宋初三先生为例

经学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各个时代的经学具有不同的特点。或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宋代的经学具有以义理解经的特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经学思想在宋初具有代表性,他们的经学思想开启了宋学,也体现了宋初经学的主要特点。他们一致排斥佛老,反求六经,重视经世致用,使得经学走向了义理化、哲理化。形成了后来的宋明理学,也使得体、用、心、性成为后来宋明理学讨论的重要哲学话语。     

试论欧阳修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

欧阳修的思想及其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颇有欠缺。本文从哲学、经学、排佛道三个层面论述了欧阳修的思想，认为：其“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天人观充满儒家的理性精神，是北宋理学“理本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其以理性精神为标准衡量儒家经典传注的是非真伪，为经学中义理之学学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修本胜之”的排佛道思想，虽然尚无法真正战胜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为稍后的理学家们加强儒家心性之学建设揭示了方向。因此，作者的结论是认为欧阳修是北宋理学思潮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