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上篇 倒转"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历史的断裂" 不只是"伟大作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 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非     

"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鲁迅

"全球化"文化语境中,鲁迅大致遭到以下几种文化思潮的消解颠覆其一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其二是后殖民文化思潮,其三是全球华人区域中兴起的以"新儒学"为标志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但鲁迅终究是无法被解构的,其原因一是鲁迅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性文学经典";二是鲁迅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作家,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为一种独异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神资源主体",永远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耐普曼"问题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

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兴起的新兴阶层"耐普曼",在当时的苏俄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这种争议的实质问题是"新经济政策"的本质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终止,"耐普曼"阶层最终消亡,"耐普曼"消亡以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逐步定型,苏联社会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逐步固化和僵化,苏联的社会阶级阶层关系也逐步固化和僵化.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发的反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论在苏联朝野还是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不小的议论。近年来,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许多研究,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尚未有专文或专著论及"秘密报告"的国际影响。"秘密报告"和苏联的"解冻"对东欧国家来说,是一种"危险的令人陶醉的酒"[1]400,并引发了1956年     

近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本文在对近年来有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应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关,是真正中国的文学现象;它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股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的一种"中国式"概括;"五四"没有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思潮,它形成于与左翼文学论争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有一种极力拔高乃至全盘肯定的倾向,为给其以公正评价,本文分析了其无可逃避的逻辑悖论性.     

走向"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

"纯文学"意识的确立在现代中国经历了萌芽、发展和调整综合三个阶段,对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批判是其一以贯之的目的,但纯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仍然显示了对于审美和文学理想的不同理解.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纯文学思潮最终把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位于"审美乌托邦",既坚持了文学相对于现实功利的独立性,也保证了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精神追求的严肃性.纯文学思潮丰富了现代创作关于文学的理解,也促进了创作的繁荣,但由于理论的缺陷和时代的限制,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仍然是一种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理论.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不只是“伟大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再析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从"合力说"看左翼文学运动

左翼文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特殊文学现象,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主流文学.但对其兴起与发展的原因众说纷纭.从恩格斯的"合力说"的角度分析,就能知其产生和兴起的必然.     

"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从生态翻译学看"文革"十年的苏联文学翻译

"文革"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低谷时期.由于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文学的译介也大大减少,但在"文革"时期仍然是翻译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不论是在选材方面,还是翻译策略方面都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利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文革"时期苏联文学的译介出版进行了分析."文革"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形势、时代背景等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从翻译群落生态来看,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严重,译者的身份被边缘化,但并不能就此否认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