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帝国政府的儒家化转向

汉帝国本是按照秦帝国的政治模式建立的,最初并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也不多。但随着儒术的独尊,帝国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逐渐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迫于外部文化环境的压力以及对儒学精神价值的追求,政府中的文法之吏改学儒术、趋经向学的也不在少数,就连西汉后期和东汉的皇帝也颇具儒者气象。     

儒术独尊下汉代仕进机制变迁与太学肇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是西汉中前期的重要文化事件,对于汉代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建构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独尊儒术在学术层面终结了诸家并立的既有格局,使思想文化的统一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儒学精神下察举机制的兴起,逐渐取代了汉初群臣多军吏的局面,推动了帝国官僚职业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两汉时期仕进机制探索的重要成就。太学兴建,使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基础展开的诸多制作具备了长期持续的制度基础。不过,儒学精神引领下的西汉帝国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儒术取得独尊地位而有所缓和,二者之争反而表现出日益激烈的发展态势。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21世纪:儒学在重构中被超越

“当代新儒学兴起的意义及其未来前景”,这是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时代课题.本人曾撰有《用世纪之交的目光来审视儒学》一文①,现感到意犹未尽,遂缀此续篇.一本世纪初,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接连发表激烈的文字,批评孔子“虚誉夺实”,儒术为“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②,实可视为儒学地位大动摇之揭橥.接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实际上废除了儒学作为国家政治之指导思想.继之,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活动,从正面对儒学进行猛烈的轰击.儒学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儒学自汉代取得独尊地位以来的两千年间所从未遭到过的惨重灾难.接二连三的冲击,说明了儒学已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     

“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董仲舒“独尊儒术”功过论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度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名言。对董仲舒的这段倡言,人们历来毁誉不一,分歧很大,尤其近世以来,否定者更居多数。显然,这不单纯是有关对董仲舒的评价问题,而且还包含着对儒学及以儒学为主干的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何评价的问题。因此,对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功过、是非,不可不认真讨论清楚。我认为,要做正确的评价,必须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独尊儒术”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二、对“独尊儒术”的功过必须做唯物的、辩证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下面就来谈谈我们的观点和评价。     

试论儒家的“立人之道”

儒家以心性修养而“立人”。仁与义的辩证统一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内在驱力 ,儒家以此为立人之道。其显于世 ,则为礼乐、风俗和法度之建立 ;化于心 ,则为个人道德品格之完善。追本溯源 ,均未出于一阴一阳之道。于此 ,以用中之道分疏而统观之 ,可证全部儒学俱为形上之道的显化。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儒学与现代中国的老年问题

儒学自从孔子创立以来，历经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从先秦原生儒学转化为汉武帝、董仲舒的“霸王道杂之”、“独尊儒术”；再到魏晋玄学在儒、道融合基础上，对儒学的新诠释；进而发展为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然后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转生出来明理学以及心学、气学，直到现代的新儒学。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儒学与各种学派之间的冲突、斗争、磨合、融化，经过曲折而复杂的思想历程，几度衰落而又复兴，终于形成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体系，其中涵盖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多精华，同时也积蓄着历史的糟粕。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政权…     

论京房的受重用及其考功课吏法

汉代经学是儒家经学的确立阶段,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儒学发展拓展了充分的空间。汉元帝时,重用经学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艺和学术水平,使大批儒生涌入政界,京房就是这样背景下,加上长于占卦,受到元帝的赏识,进而受到重用。这时,京房提出了考功课吏法,该办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新儒学对黄庭坚书学思想的影响

黄庭坚在宋一代的书家中对于书法是有着深刻理解的,他提出的以“不俗”“韵”为核心的书学思想,是宋代“尚意”书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所有的书学理论、书法创作与评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韵”和“不俗”来展开的,他的这一书学思想,是受到宋代新儒学强调心性修养,强调入世苦行思想的影响而最终形成的．是宋代新儒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具体体现。     

试论孟子的修身学说及其现实价值

儒学即仁学、人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关于“人性修养”的学说。孟子关于人性修养的学说更是博大而精深。修养可以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修养使人得以安身立命,修养是齐家治国之本。孟子为世人所确立的修养目标在于“为尧舜”;“大丈夫”是他所倡导的道德楷模和典型范式;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心性修养,终能达到“人人皆可为尧舜”之目标;循序渐进、从平易处做起、克欲律己、取人之善等修养方法,对于内以从善成圣,外以齐家治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论儒学对秦汉地方行政的影响

孔子于春秋末年开创的儒学,经曾子、孟子、苟子等大儒的阐发,至战国时已成为一门"显学",对诸国政治有较大影响。秦及汉初懦学虽然曾遭到打击,但其社会影响力却仍在逐渐增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原始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已转变成与西汉统治相整合的"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极为深刻。举凡汉之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无不深深打上儒学的烙印。至东汉更发展成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篇当谏书的以经治国。地方行政作为汉王朝政治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组成环节,当然也受到儒学的影响。秦政尚法,儒学不…     

韩愈的天命论探微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仍是肯定天命与鬼神之存在;西汉以来,儒学为适应封建帝王统治之需要,大力宣扬君权天授,符命之说。韩愈在三家的争论的焦点中,力排佛、道家,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在天人关系的课题上,他亦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天命论。他继承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之说,宣扬道统天命论,深信“唐受天命为天子”[1],在其诗、文、论、书等著作中,一再地宣扬天命论之思想。然因其仕途迍邅,际遇坎坷,而又时有不同之看法。今试析其天人思想如下。     

两汉谶纬神学与反谶纬神学的斗争

经学谶纬袋与谶纬的奴婢性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先秦曾遭新兴地主阶级的排斥。至西汉初,以刘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还徘徊于黄老与儒学之间,但已意识到儒学可“窃而用之”。近代的梁启超就曾这样说过:“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这“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汉高在马上,取儒冠以资溲溺,及至定大业,则适鲁而以太牢祀矣。盖前者则孔学可以为之阻力,后此则孔学可以为之舆援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     

儒学的国教化与道家——围绕着诸思想的调和与统一

当考虑到董仲舒以儒教统一国教的提议时,很多人认为是基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事实上,他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儒家制度化模式理念,即强调儒家思想的主体性和其对诸子百家思想的兼容性。这一观念并非最早由董仲舒提出,而是来源于道家。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道家哲学家便主张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多元化学术的融合与发展。因此,在讨论儒学国教化与道教的关联时,也应进一步研究作为道家一元为主体、多元发展的学术史观之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想。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论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

自汉武之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入庙堂,儒学由私学变成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官学。迨至明代中后叶,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平民阶层的崛起相适应,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回民间,由经院哲学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产生了同官方儒学、经典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从学说、思想层面看,平民儒学以王阳明心学为契机而生成,但其一经产生,便因适应了现实社会的需要而愈演愈烈,蔚然成潮,对当世及其后的社会文化均有重大影响。这是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