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会展经济的发展及其产业政策立法研究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会展经济的重要作用日益突显,各地都陆续推出了区域性的会展产业政策,这些政策很多都是以地方法规、地方规章的形式存在.在此分析了福州市发展会展经济的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了福州市会展产业政策立法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就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我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政策以"赶超发达国家的手段"为后发国家所大量运用,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干预市场行为。自1989年国务院颁布《产业政策大纲》以及《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以来,24年的时间里我国先后出台并实施了大量的产业政策,但是许多的产业政策逐渐被检验出有效性缺失,甚至对产业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方面所面临的"政府失灵"问题使得我国产业政策被扭曲和异化,呈现出对产业"越调控越失控"的奇怪现象。而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将逐渐减少对市场的过分干预并着力于构建健全的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将为制定并实施合理科学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功能、性质与制度化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在立法不能时满足实践对规范的需求,在立法滞后时补充和完善法律,在职权行使时提供便捷方式,由此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性质而言,此类决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与法律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虽在形式上表现出"决定"的某些外部特性,但在实质内容上亦有别于其他性质的决定。就其效力而论,此类决定的效力应低于宪法和法律,且不得规定法律保留事项,亦不可过度地变更法律的实施。此类决定得以在繁多法律的"夹缝"中产生,乃是缘于其特有的功能和效用,但由于制度化的缺失与不足,其宪法地位却颇为尴尬。故而需借由有效的制度化方式,促使其功能得以正当持续地发挥。     

中韩游戏产业发展比较研究

通过实施有效的游戏产业政策,发展多层次的游戏人才培养体系,韩国游戏产业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迅猛发展,国内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贸易顺差逐年递增,成为世界第二大网络游戏输出国.近年来,中国游戏产业发展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国内市场扩大,出口增加,但由于游戏产业相关的政策和立法尚未健全,游戏人才培养机构不够完善,人才供给不足,制约了中国游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中韩两国游戏产业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合作,中韩自贸区谈判推进为两国游戏产业发展提供了契机.注重健康游戏文化的建设,奠定游戏产业发展的思想基础,制定把游戏产业“蛋糕”做大的双赢策略,有助于两国游戏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协调

产业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政策, 但由于产业政策更多关注产业的发展, 如何与维护竞争的反垄断法相协调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的统一和冲突, 从反垄断法的立法和法的实施两条路径来探讨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问题。     

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是为了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现代特征。新发展阶段实施新的产业政策，重点是要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增强产业政策协同性，矫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各种可能的扭曲。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国的产业政策必须建立长期主义导向的价值观和偏好，要在产业政策支持下投入大量的长期资本，支撑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     

经济治理现代化与产业政策转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我国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即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核心问题一直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而产业政策则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因此,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增强了推进产业政策转型的紧迫性,而且也为这种转型明确了基本方向,即产业政策需要符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助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按照上述要求,中国产业政策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系统地转型:一是明确产业政策功能定位,使产业政策聚焦解决市场失灵所引起的资源配置问题;二是转变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实现产业政策向以完善产业发展环境为主转变;三是推进产业政策手段转型,实现产业政策手段向市场友好型方向转变.     

产业政策法基础理论问题探析

产业政策法是产业政策的法律化,在我国,称其为"产业政策法"而非"产业法",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产业政策法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结合的产物,其制度设计方面,要兼顾特殊性与规律性,要注重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内在统一。当前,产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依托,产业政策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因此,加强产业政策法体系的构建,实现国家对产业调整的法治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大国治理中的产业政策

市场协调存在不足以及巨大的社会收益是产业政策存在的两个重要理论前提。在国与国的产业分工中,一国的产业政策可能扶持某些在该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体现了国与国之间一种策略性的分工。而中国的大国特征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策略性分工的合理性,使产业政策可以借助更强的规模效应以及更大的国内市场而获得成功。但是在产业政策的实践中,类似的策略性分工不应当出现在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因为这会导致产业政策最终偏离长期、全局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分析放在大国治理的背景之下。通过从中央及地方两个层面考察中国的产业政策,我们的确发现地方的产业政策可能偏离当地的比较优势。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产业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政策误区,因而机制设计的思想在产业政策设计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以水污染规制政策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为例,我们发现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可能导致产业政策顾此失彼。这就提醒我们产业政策制订时需要考虑可能的一般均衡效应,也就是政策在不同维度上可能发生的溢出效应。只有这样,产业政策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长期、全局和多维的政策目标。     

技术经济范式协同转变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重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经济属性是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合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基本逻辑是,尽可能促进产业外部性效应的发挥,同时尽可能引导产业发展向着多重均衡中的有效均衡演进。相对于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范式呈现出高技术机会、低可收益性、低技术进步累积性和更通用知识基础的特征,因而,更接近于"熊彼特Ⅰ型"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模式。产业政策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惰性",使得中国既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独特的技术范式存在错配,并在形式上表现为政策边界不清、政策瞄准效率不高、政策工具不足和政策实施不力等问题。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出发,未来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和积极的重构,促进产业结构政策重点从调整结构向提升能力转变,产业科技政策重点从塑造精英向形成系统转变,产业组织政策从促进集中向培育生态转变,区域政策从激励投资向完善环境转变,开放政策从驱动增长向整合资源转变。     

产业政策的“租金创造”性质及其适用性

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之所以能保持超常规的快速增长,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行了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文章分析了产业政策的"租金创造"属性,即通过政策干预人为创造垄断机会,论证了扭曲性的产业政策在我国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政府越来越不具备扶持新技术产业和企业所需要的识别能力,因而我国有必要向促进竞争的政策转变,并加快完善制度建设,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可再生能源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与互动

可再生能源作为新兴的产业,其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和传统能源产业相比,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两者之间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现阶段较少存在冲突.可再生能源领域产业政策的实施会为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创造基础和条件,有利于可再生能源领域竞争政策的实现;而可再生能源竞争政策的实施也会有益于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的实现并对产业政策实施中的弊端进行有效制约.可再生能源领域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的协调与互动,使我国竞争主管机关和能源主管机关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虽然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更多体现出来的是职能的协调与互动.     

中国产业政策转型取向与体系构建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政策陷入困境,产业政策转型是必然逻辑。理论界围绕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选择性政策与功能性政策、要素主导与创新主导等关系进行探讨并基本形成了一致认识。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也为我国产业政策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新型产业政策体系要体现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相结合、供给侧产业政策与需求侧产业政策相结合、全国性产业政策与区域性产业政策结合,并以完善法律法规、挖掘人才红利、建设创新网络、优化运行机制作为切入点实现由传统产业政策向新型产业政策的过渡。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路径、产业布局与政策选择——以福建省邵武市为例

本文从产业路径、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的视角,结合福建省邵武市个案分析来研究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路径选择,必须遵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要立足资源禀赋,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地域的具体条件是决定产业布局的依据,不同的地域或同一地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必须采取不同的布局模式.县域产业政策的选择要因地制宜,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更加重视"后发优势"的发挥.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政策功能的转型

加速推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求改变过去那种用扭曲要素价格方式创造人为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率先在内涵、特征和功能上进行转型升级。产业政策的率先转型升级,可以助推经济发展平稳地渡过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的过渡期,降低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战略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转向创新驱动,产业政策的目标、手段、工作机制等也要随之进行根本性变革,尤其是要从物资资本为重心转向以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为重心。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微观基础,建设统一市场必须调整旧常态中产业政策的发展方式,消除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确立横向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整个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优先地位。     

产业政策对产业竞争力效应的分析

传统的产业政策思维把企业当成无差别的"黑匣子",忽视了对企业微观能力的分析,存在一定的理论误区,无助于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基于能力导向的竞争性产业政策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根本和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关键.     

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及启示研究

世界各国结合自身的产业经济发展状况,根据产业政策的理论和政策传统,做出了不同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日本战后经济快速恢复和发展,短时间内赶超过发达国家,适时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其发展为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与其产业政策的合理制定与利用密不可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日本实施不同特色的产业政策。本文通过分析日本战后产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总结其特点,归纳产业政策的变化规律,以期进一步指导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发展方向。     

《大明令》与明代的律令体系——明代“令”的作用与法律效力

<大明令>是明代洪武初年的一项重要的立法,其与<大明律>形成的律令关系是研究中国古代律令体系非常重要的样本.从法律形式与适用方式上来讲,<大明令>与<大明律>有很多不同之处.随着明代立法的完善,"令"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效力依然存在,这种效力部分来自于其立法精神与其他法律形式的一致性,部分来自于统治者遵循"祖制"的传统.而明代中叶以来,"例"的修订与"会典"的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国产业政策转型下的全球产业治理

全球产业治理是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体系中延伸出来的分支。之所以有单独研究的必要,是因为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新干预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回归,主要国家隐性的产业政策不断显性化并加速转型,大国愈来愈重视产业政策安排和产业战略布局,大国间的产业竞争与合作以及产业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博弈不断加强。全球产业治理本质上是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产业政策的协调和互动过程,由此形成共同的治理规则和标准。构建全球产业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在于从产业领域考察和拓展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有助于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提出中国加快产业政策转型、积极参与全球产业政策协调的实施策略。     

论反垄断法实施后我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但由于二者干预经济的理念、目标和手段的不同,如何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就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的难点,也是我国实施反垄断法要面临的现实问题.我国实施反垄断法后,要使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发展,而两者最终都要以服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为目的.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时,要注意产业政策的阶段性和反垄断法的长期稳定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要随着竞争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要加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