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形成的再认识

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是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经过艰苦探索而创立起来的,它的形成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一、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萌芽阶段1924年到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席卷全国,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2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工人运动上.对于中国的农民问题,他虽然从农民人数众多这一角度觉察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总的来看,由于他没有实际接触过农民运动,因而对中国的农民问题还缺乏具体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逐步加深了对农民地位的重要性和工农联盟意义的认识.1925年初,他对韶山一带农村情况进行了调查.是年秋,他到广州主持国民党宣传部工作,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从这时起,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和领导农民运动中.1925年11月,他在回答“少年中国协会改组委员会”所提问题时明确地说:现在注意研究农民问题.此后,毛泽东一直把农民问题作为探索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在北伐战争过程中,湖南湖北等地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农民阶级显示了巨大的革命力量.革命实践的发展,     

五桥“三农“变法

2004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就农民的增收减负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然而,本刊认为,文件的颁发,一方面表明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强大的政策支持,体现了我党“执政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鉴于“三农“问题是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仍然需要进行一场“第三次农村革命“.……     

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要有新思路--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体会

久违了的中央一号文件,时隔17年之后,现在又回归了“三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旨非常突出,这就是促进农民增收。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必须依靠先进生产力建设现代农业,用先进文化武装农民,开展城乡双向创业,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机制要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一号文件的具体落实,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胜利。     

乡风民俗与乡村政治的变奏和交响——读愚石长篇小说《乡志》

21世纪的中国当代社会,随着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剧,传统的乡村社会呈现出的问题愈加明显和峻迫。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是长期制约和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和趋势的大问题,连续多年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总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宏观指导和政策倾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总思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十七大确定的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这是党中央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锁定“三农”。这表明,中央对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高度重视,积极引导农民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有极其重大意义。     

从历史性转变看“两户”的战略地位

一九八三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我国农村正处在“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这是一个大趋势,是个历史性转变,也是八十年代中国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一个总的背景。我们在制定县的农业经济发     

家庭承包经营给农业和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

土地历来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仍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历经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几十年的艰难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确立,给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动、对行政管理体制带来的冲击都是深刻而巨大的.如何正确分析、对待这一切,乃是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所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城镇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大战略和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而正确认识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农民进城问题.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有效发动和组织农民.国家农村公共支出的重点应在有利于农民转移的新城镇建设和职业教育等方面.     

福建首次农民武装暴动时间考

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共产党员朱积垒等同志领导了平和暴动。许多人认为,这是福建首次在我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暴动,对此,笔者实未敢苟同。福建首次农民武装暴动究在何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龙岩后田暴动的时间。而关于后田暴动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即农历二月十三);二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即农历闰二月十三)。哪一种可靠呢? 有些历史文件、回忆录,按照农村习惯,以农历纪事。如在后田暴动后的一年又四个月,在上杭蛟洋召开闽西“一大”,会议通过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中第二部分“闽西过去斗     

"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三民"问题

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各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与节目不计其数.说"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也不为过.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直至今天,始终摆在中国人,乃至世界上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面前的一个既旧又新的课题,是一个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迥避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始,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开始坠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打得东方的古老帝国体无完肤.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做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却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制造的大炮,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导航的坚船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国的有识之士.这些志士仁人在苦闷彷徨后,从开始仿造外国的船炮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争,由此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化中如何评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论争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体”、“用”四个字的排列组合的争论不休: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就是这场文化论争的具体表现.进入本世纪,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门     

农民分层与财政支农政策优化研究——宏观视域下的微观探讨

农民分层是在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迈入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现代农业、消除城乡差别的普遍规律和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后,在一系列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传统同质化的农民开始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呈现“分层化”的特征。自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1年聚焦“三农”问题,凸显对提升农民收入、层次和地位的关注。然而,作为国家惠农支持的主要手段——财政支农政策,在农民分层上存在投入总量不足、结构失调、效率不高等问题。通过建立职业农民与农转非者、农业主产区与非农主产区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结合现实考察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民分层行为的影响,提出优化财政支农目标、科学调整支农政策、实现农业资源配置和农民分层的帕累托效率。     

论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当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突出问题,而农民问题则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早在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当前,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成败的大问题.一、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农民积极性的发挥问题,即农民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积极性的发挥问题,其实质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妥善地对待农民的利益,是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群众关系的根本问题.经济上保证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是调动农民革命和建设积极性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建立、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核心问题.中国农民的利益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革命年代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富裕问题.要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突出的是解决农民与其他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问题,核心是农业的比较利益偏低的问题.     

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若干法律问题

<正> 随着农村工商业及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对服务中心——集镇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又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向效益较高的经济中心转移的趋势.为了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一九八四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一九八四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或从事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一规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大量的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或从事服务业,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去路问题,同时促进了集镇的繁荣和建设,活跃了农村经济.     

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理论

一 关于农民战争的思想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一再提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并深刻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为了对今天的农民有更真切的了解,他还对昨天和前天的农民进行了历史的考查和研究。毛泽东对中国农民战争的论述,作为一个理     

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考

"三农"问题是一个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课题,其重要性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特殊问题所决定的.必须理性对待"三农"问题,既要高度重视,又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分析矛盾,解决问题,不能急于求成.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关心农民,尊重农民,善待农民,依靠农民.从根本上来说,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农论农,必须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反弹琵琶".     

建设“新农村”不是把农民留在农村——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彻底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

中国农民问题如此沉重,以致几十年来“新农村”概念一再被提起。本次新农村建设是否找到了它的正确方向?良好的愿望如何才能实现?新农村建设是以农民为本,还是以经济增长为本?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存在哪些薄弱环节或难点?中国农民问题这一次是否能够得到根本解决?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专栏。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国家里,或许“新农村”三个字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想,因为农民就是他们的父母或者曾经就是他们自己。历史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农民问题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人直接或间接面临的问题。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关于中国农民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欢迎各界踊跃参与讨论,表达真知灼见。     

18世纪初期（1708-1717）的海盗问题初探

海盗问题是中国海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史学界对清代海盗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时期,一是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乾嘉年间,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对于18世纪的海盗问题,众多学者却很少涉及.在18世纪初期,也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起始阶段,中国的海盗活动却有一次突增的现象,该论文对1708-1717年(康熙四十七年至康熙五十六年)的海盗问题及成因加以简单分析说明.     

从革命到改革——循着人类学家波特夫妇的足迹

增埗村是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1979年美国人类学家波特夫妇(Sulamith Heins Potter & Jac kM.Potter)来到茶山的增埗调查,这是1949年后外国学者第一次被准许在中国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其后他们根据调查材料和搜集的文献资料写出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一书,并于1990年公开出版。这本书问世后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窗口。波特夫妇关注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对第三世界农民的影响;中国参与到全球经济循环中是否能给农民带来富裕并促进中国的现代化?30年后增埗的发展则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推进新农村建设

新年伊始,中央又发布了一号文件,除了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外,特别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抓紧解决农村民生问题。农民不仅欢呼一号文件,而且盼望落实一号文件。发展现代农业,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推进新农村建设,当前要抓紧做好四个方面工作。落实一号文件就是头等大事,在十七大精神推动下,千方百计把这件头等大事办好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