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超越原型“田野”之道 ———读《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

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田野工作”被视为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而说起“田野工作”,我们似乎就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白人男性民族志工作者,远离家乡,让自己深度沉浸于土著人的世界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和他们面对面地接触,在参与中观察、记录和思考。然而,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这种“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原型田野工作开始面临严峻挑战,眼光敏锐的人类学家纷纷着手探讨超越“原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1]一书应运而生。该书系古塔和弗格森共同编著,1997年8月于加…     

人类学田野工作反思录——读《人类学家在田野》

人类学致力于研究人及其文化,其学科一大特色便是较长时间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和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ersvition)的方法,对于人类学的研究者而言,田野工作本身也被视为进入人类学学科的成年仪式和看家本领,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人类学家在田野》便是这样一本对田野工作集中进行反思和讨论的极佳     

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方法的完善是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发生发展的开端 ,并对其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田野工作的发展过程中 ,论争始终与其相伴随。但论争没有延缓田野工作的发展进程 ,也并不影响对它的评价。田野工作仍然是人类学重要的标志性方法。田野工作的发展及其争论为中国的田野工作者带来了启示     

深描与人类学田野调查

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以深描概念为其核心,但格尔茨本人并没有给出深描的确切定义。本文意在对深描概念作出明确的说明,并通过与奎因翻译的不确定性的比较和讨论,给出深描的基本要求,同时找到一个实际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可行方法。     

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史记》中的实地考察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三种类型的实地考察:青年时期的壮游,奉命出使西南和侍从之游。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四种视角分析司马迁这三种类型的实地考察:主位和客位研究的视角,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社区与个案的视角,专题与综合研究的视角。司马迁实地考察的具体方法包括:参与观察,访谈方法,口述史料的运用等。通过对《史记》的人类学解读和分析,为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寻找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     

田野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田野关系是理论与方法的双重工具

他文化学者之间、他文化学者与本地学者之间、学者与被调查民众之间关系的组合和合作 ,构成了田野关系。田野关系既是理论 ,也是方法。它被用来搜集、描述和解释民俗志资料 ,它规定了学者把自己纳入研究对象的整个民俗文化网中的行为模式。田野关系使田野工作变为田野研究 ,而不只是搜集资料     

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评王明珂新著《羌在汉藏之间》

20世纪后期,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产生了一门交叉学科--历史人类学.它一方面注重对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运用,吸取历史学之所长;另一方面,又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整理、分析材料,并强调田野工作的作用,对于各个族群及其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提出了有价值的创新之见.     

“自我的他者化”——关于本土田野实践的思考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在本土进行田野工作,研究者应努力使自己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但这一距离并不是要与所研究的对象疏远,而是克服"自缘身在此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窘境;是为了使自己对"熟悉"的环境保持新鲜感,以便发现新的信息习得更多的东西。当代人类学直面当下问题,全球化为人类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应当给予"民族志"以新的理解。     

周城婚嫁仪式的田野调查

有些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追求着一种“纯客观性”，但由于田野工作所收集的材料其实是一种解释系统，故而并不可能做到纯客观。另一些人类学家强调“本地人的眼光”，作为矫正前者的手段，但本地人的眼光也不容易做到，故本调查材料的叙述视角采用将作者的眼光与本地人眼光结合在一起。周城的婚嫁仪式展示为“搭彩棚”、“吃生饭”、“正喜”、“出街”、“回门”等五个阶段，这几个阶段的形式并没有发生格局的改变，但内在价值观念已经转移，与仪式实用功能相联系的宗教信仰色彩逐渐淡化，与仪式审美功能相联系的表演色彩大为增强。     

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几点思考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区别的标志。本文从田野研究的意义、田野研究的局限、本土研究的定位三方面对这一基础性工作进行了思考,内容涉及异文化民族志研究、主客位观察、民族志撰写与传统文化真相以及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等当前人类学界争议颇多的议题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及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田野工作开创了一种有别于书斋式的研究思路,对人文学科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教育领域,借鉴田野工作的成果来审思、检讨教育学,对探求教育研究的应有之义大有裨益。本文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研究一个社会所采用的特殊方法和研究视角等,就如何丰富、充实教育研究,更新教育学研究观念和视角,拓宽教育研究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发展扎根于中国的本土教育的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省思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人类学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大多是对田野调查成果的提炼、概括和升华。在田野工作的推动下,民族志文本和话语的表述方式渐趋多样性和科学性。伴随着田野工作范式的动态演变,论争始终与其相随,同时也给中国的田野工作者带来了启示。     

迈向实践的人类学——大理喜洲旅游人类学田野实验报告

旅游人类学需要用总体性社会科学的眼光和方法对其研究,同时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就是通过实践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我们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的指导下,对喜洲的旅游场域进行了总体性的调查研究,提出旅游开发中应该从历史的雏度和民间智慧中提炼出独特的、难以被仿制的旅游文化元素,并调动当地人内源性的参与意识;同时指出旅游开发中东道主的生存惯习被资本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反思窥视法 ———中国乡村民族志中的乡村中心主义与尴尬

文章从明恩溥的＂窥视法＂比喻入手,探讨了中国乡村民族志田野工作中隐含的乡村中心主义与尴尬问题。文章首先讨论了乡村中心主义的持续影响,即农村代表＂真正的＂中国的观点。它将农村和城市割裂开来,并否认农村也有现代日常生活。若承认如今中国农村也出现了现代日常生活,并且普通百姓清楚乡村中心主义和它的对立面（城市中心主义和现代性）,那我们就需要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去处理日常生活中乡村主义和现代主义表述的社会用途与纠葛。文章接着论证了＂反思窥视法＂正是一种合适的方法。从笔者在湖北省西南部做田野调查遇到的尴尬入手,笔者认为＂窥视法＂的窘境是一个反思当代中国乡村道德话语与行为日益模糊的好起点。     

民间音乐会田野研究的一个范例

目前,村落正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栖息地,也是许多民俗学家涉足田野的地方。现代民俗志的基础是田野作业,并最终由从事这种实践的学者来实现。田野点的选择是一个探索发现的过程。进入田野作业,建立田野关系,实现田野互动,田野工作者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遵守田野伦理,这种行为规范不仅来自一般性的学术理念,也来自一种学术传统,它是学者个人、社会、历史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一部民俗志的写作,反映了学者的身份定位,民俗志材料的建构过程也是学者的学术追求和思想表达的过程。     

《航海者》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与库拉的后续研究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以来,英语人类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后续研究。本文在检讨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方法的基础上,将他的田野工作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并总结了有关库拉的后续研究。作者提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后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库拉的民族志调查展开的。两者都超越了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功能主义方法,但《航海者》对于今天人类学的魅力所在,仍在于研究他者,在于超越量化手段,在于满足于“片段”的调查。     

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

教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中叶。教育人类学有不同的流派。以美、英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强调经验研究,注重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在我国,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有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在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来源于作为其学科母体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与综合运用各学科的方法对少数民族教育进行研究的民族教育学不同,教育人类学并不局限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更注重田野工作等传统人类学方法的应用。     

人类学·田野工作·教育研究--一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关怀、经验和信念

在这篇访谈录中,滕星教授以自己多年来在国内外开展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亲身经验,特别针对他在云南省澜沧县拉祜族社区女童教育问题开展的田野工作,做了深度的教育人类学报道与阐释,提出了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标准,对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化和理论化颇有裨益.     

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 ———黄淑娉教授访谈录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主张人类学应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认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应该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但由于西方人类学传统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与学术实践等原因,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学界对汉族社会的研究仍显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