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岳母送给我一本书

那年是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我的岳母（准确地说当时是“准岳母”）送给我一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对这位慈祥通达的老人心存敬意。时光已流逝30多年,这份敬意依然清新如故。     

宽恕

我生下来的时候，生命中就碰到一缕格外明媚的阳光，童年唱过的歌也那么晴朗。但是，在我15岁的夏季，天突然变了。父亲被斗、被打成重伤后，造反派只许我们家年龄最小的成员去照顾。我妹11岁，这任务落到了她身上。     

有关“宽容”的故事

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在寺院的高墙边发现一把座椅,他知道有人借此越墙到寺外。长老搬走了椅子,凭感觉在这儿等候。午夜,外出的小和尚爬上墙,再跳到“椅子”上,他觉得“椅子”不似先前那么硬,软软的甚至有点弹性。落地后小和尚才知道椅子已经变成了长老。小和尚仓皇离去,这以后的一段日子他诚惶诚恐地等候着长老的发落。     

宽容多一点，幸福就近一点

现今,很多人对于爱情的理解是用“触电”来形奋的征很多人眼中,似乎只有当心两个人相遇时．四目同时放光、全身颤抖、头皮发麻、心脏仿著被电击中的感觉才可以称得上是爱情     

沉浮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史学家杨荣国

哲学史与思想史学者杨荣国，一直有将其研究的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思想，引来了学术界的不同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杨荣国的思想正好被“四人帮”用来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特别是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然而，研究史学者终究被历史还其本来的面目。     

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后

1976年的金秋,“四人帮”垮台了！但是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人们提出的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某些重大错误决策的正当要求,被压制了。     

“文革”中遭监护的彭德怀

1969年初,春寒料峭。位于北京西郊的什仿院,是一座俄式别墅小院,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四周却是3米多高的砖砌围墙,墙上还架着1米多高的电网,可谓戒备森严。这里驻扎着首都警卫部队的两个排和一个炊事班。指战员住前院,后院住的是被监护的对象。他们一人一间小房,彼此谁也不知道谁,     

“文革”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从文斗到武斗,再到全面内战,对于国家和人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那么,作为“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对“武斗”是什么态度呢?很多史料表明,毛泽东对武斗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陈白尘的“文革”日记

著名戏剧家陈白尘1966年9月被关进“牛棚”，历时七个年头。每逢夜深人静时，他便偷偷地写下最简单的日记，以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     

文革后期邓小平是怎样复出的

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谓几度沉浮，本文介绍了他在这场运动后期是如何复出的，并折射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     

江青与辩护律师的较量

江青找辩护律师，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特别法庭即将开庭之际。文章真实记录了江青委托辩护律师的过程，也反映了江青的整个人格与思想变化。     

西方哲学在中国各领风骚三五年

文化大革命是何时才被合法化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众多论著都引用这一说法。     

对老人走婚，宽容些

不结婚就同居。似乎是年轻人才有的前卫行为。但近年来。一种与同居极为类似，被称为“走婚”的形式在老年人群体中悄然出现。他们“男不娶女不嫁”，双方不办理任何确定婚姻关系的手续。但却保持着不婚而伴、不婚而居的生活状态。     

蛮性的遗留——“文革”时期流行的社会巫术种种

“文化大革命”是以“破旧立新”相标榜的社会政治运动，声称要打造出“一个红彤彤的全新世界”。然而吊诡的是，对那一时代稍作一些人类学、社会学的分析就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爆发与流行的许多社会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其实倒是复活了最原始、最古老的一些文化形态。     

“文革”十年，有人结婚也有人离婚

结婚登记情况分析“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的结婚和离婚登记均由区政府民政科办理。1968年5月,结婚登记下放到各街道办事处。1975—1976年间,各区革命委员会地区组开始接管此事。1977年婚姻登记正式复归民政部门。由此可见,尽管“文革”十年间的婚姻管理模式发生过数次的变动,但基本的管理是持续的和正常的。     

“解胜文”特殊年代的士兵写作组

熟悉“文革”历史的人,对“梁效”、“罗思鼎”不会陌生。“解胜文”,也是“文革”中一个写作班子的笔名义应污而生 1965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     

“文革”中的知青典型——“政治道具”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问。“文革”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邓小平复出后“轻松亮相”在足球邀请赛现场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完结。 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都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有不少老年人知道，上个世纪70年代，正在搞坟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学习，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其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有幸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现将当时经历的一些事情，略述在此。     

打麦场上

1963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还未进行。我的家乡大黑河流域的土默川上呈现着一派祥和安宁、如诗一般的田园景象。 由于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拥有一马平川的黑土地和大黑河水的浇灌,再加上那几年风调雨顺,农业生产可谓连年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