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东荪的早期政治思想

张东荪(1886—1973)字圣心,浙江杭州人,我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他提出的“多元认识论”体系在哲学界广为人知,被视作“中国治西洋哲学者企图建立系统的最初尝试”。张东荪同时也是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长期从事报刊工作,曾发表大量政治言论,并参与过一些重要政治活动。五四时期,他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从而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张君劢共同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并主编《再生》杂志,宣传     

中西学者关于中国三十年代哲学论战的研究

中西学者关于中国三十年代哲学论战的研究徐素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哲学界所发生的那场哲学大论战，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精彩的一页。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主要对象的这场哲学论战，不仅有新旧哲学之间的冲突，更有新哲学内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要正视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那天起,就一直面临着来自社会实际生活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两个方面的挑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迎接这两个方面的挑战中不断地获得新的生命并日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同样遇到了来自这两个方面的挑战。它一传到中国就引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既     

普密之争的由来及其实质

在十九世纪前期的斯拉夫文学中,有两位声名赫赫的大诗人,一位是俄国的普希金,另一位是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他们在本国同为“文章首领”(鲁迅语),而且在欧洲同享盛名。早年,共同的道路和命运使他们结成了诚挚深厚的友谊,后来由于政治观点的严重分歧,双方进行过一场诗的论战。这场论战是怎样引起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场论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科学玄学论战中的研究方法问题——兼论科学玄学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地位

科学玄学论战中出现了三种风格各异的人生观 ,其原因在于各派所持思想方法的差异。思想方法是科学玄学论战的实质性焦点。置身于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科玄论战 ,则在哲学思想的承启、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和现代哲学话题的播种三个维度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面临现代科学挑战,哲学出路何在?

哲学面临着现代科学的挑战。出路在哪里?这里,只谈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在哲学和现代理论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例如,现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有什么特点?科学成果同其哲学背景和历史传统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理论自然科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如     

苏联两次哲学论战述评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先后发生了两次哲学论战。对于这两场哲学领域里的论争,各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深入探讨论战双方的论点,作出正确的评价,这对于研究苏联史、研究苏联哲学史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都是有历史意义的。     

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1921年10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教育学是否为一门独立学科?——傅斯年与教育学者的一场论战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1932年,他与当时的教育学者对教育学的学术价值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本文探讨了此场论战的背景、过程并与美国教育史上的"教育大论战"作了对比.评析此场论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洞察把握傅斯年的教育思想,理解他对教育学这门学科的态度.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年末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哲学方面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判,已有一些同志,主要是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先后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或在有关著作中作了评述。本文仅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和读者,也真诚地希望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提出批评。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产儿——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对于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本文不打算具体评判论战各方的是非曲直,而是把这场论战看作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产儿,找一找它的“上下文”,以探究其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

怎样评价辛亥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史学界存在着明显的分岐。《民报》是革命派的机关刊物,《新民丛报》则是立宪派的喉舌,1905——1907年间,两报就当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具体来分析一下这场大论战,也许会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来进一步了解两派之间的对立与联系。 一 要不要用暴力推翻清政权?这是全部论战的中心。立宪派认为,“国体无善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再评价

辛亥革命前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同改良派梁启超等人就当时有关中国发展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过一场论战。论战作为辛亥革命的先导,对于扫除当时改良思想的影响,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同时,论战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现代性视野下的"科玄论战"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去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论战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变”的一种反思,是就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所引发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次哲理对话,同时它也以其对中国哲学发展诸路向的揭示和基本框架的奠定,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

“哲学”一词和中国哲学是西学东渐后的产物。然而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 ,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于是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便成了问题 ,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不懈努力 ,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 ,对“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做出了回应。胡适、冯友兰等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奠定了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范式。一百多年来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即使如冯友兰所说将中国各种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     

自由之轭:从胡秋原参与的两次论战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胡秋原是一个被研究者忽视的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和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所提出的有关文艺思想及历史哲学、文化批判观点值得关注,而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局中也面临着"理论的时空局限性"困境。考察胡秋原在两次论战中的论述,探讨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意义。     

“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伐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在一批学人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中间爆发了一场关于谁是“军阀”，以及怎样定义“军阀”、如何改造国家与社会武装力量等问题的激烈论战。论战虽由时事问题所引发，其影响却超越了政论范围，推动了“军阀”话语体系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有关中国政治与军事问题的学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