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

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是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配置的重要举措,是国家支农的重要创新政策之一。基于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逐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发现：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显著促进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增收的政策效应主要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机制分析表明：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激励金融机构将资金配置到“三农”领域,促进农业机械化,改善农村生产条件,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另外,数字金融发展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的“竞争效应”会强化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粮食非主产区和农业大省地区的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更强。     

粮食增产与农业碳排放强度降低——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基于1998—201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用机械使用强度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以突出区域特色,优化要素结构以推进绿色生产,推动农机换代以转换新旧动能等对策,以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农业机械与农业劳动力投入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及其替代弹性

利用1978-2015年13个粮食主产区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分析了中国农业劳动力与机械利用变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在测算出机械与劳动力替代弹性的基础上分析弹性变化的原因,论证农业机械对劳动投入与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与农业机械均对粮食产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两者对粮食产出的边际影响不显著。农业机械与劳动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农机具购置补贴不仅使农业机械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变强,而且显著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1978-2015年农业机械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呈现出四个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特征相一致。但粮食主产区域内农业机械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变化存在显著差异性。为适应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食主产区应采取差异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将农业机械化支持政策偏向农机具购置补贴与农业机械示范推广。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产能的影响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既是国家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技术革新,体现在要素上的技术进步是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本质。构建“制度+技术——粮食产能”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连续型DID模型分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粮食产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实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显著提升了粮食产能,并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其二,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粮食主产区和平原地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非粮食主产区和山地地区的粮食产能提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政策实施对粮食数量和粮食质量均有提升作用,对粮食质量促进效果更明显;政策实施促进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数量增加和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质量提升以及促进平原地区的粮食数量增加和山地地区的粮食数量、粮食质量双提升。其三,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提升粮食产能。     

粮食主产区政策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及分解方法分别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的来源。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且使得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距扩大;尽管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受健康状况、金融认知水平、人情礼收入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系数效应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但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具有削减功能;土地规模差异会强化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社会公平、自由经济环境则会缓解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的效应评估与机制分析

将粮食主产区 163个地级市中部分地区先行实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因果效应、异质性以及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既能有效促进农业发展也能优化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并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因变量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政策效应异质性显著,山区强于非山区,农业规模较大地区强于小规模地区,政策效应伴随着农业发展水平提升而不断降低,表现出“益贫不益富”特点;政策主要通过发展生产托管、培育服务组织和引入现代化生产要素等机制释放政策红利,进而实现推动农业发展的目标。     

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是农业稳粮增收的重要保障,也是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表明,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23.70%,且粮食非主产区的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效果远优于粮食主产区。因此在"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进程中,一方面,补贴资金不应局限于耕地地力提升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还应向属于绿箱补贴范畴的良种良法配套技术推广及应用等方面转移或倾斜;另一方面,对粮食非主产区的改革速度及力度应缓于、弱于粮食主产区,进一步释放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在粮食非主产区的政策效果,避免政策一刀切导致效率损失。     

2004年上半年农业与农村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扶持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政策层面利好因素较多,农业与农村经济呈现出开局良好,总体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基本特点 (一)全年粮食生产形势好转 1,夏粮增产4.8％。据夏粮主产区实割实测和非主产区统计,2004年全国夏粮单产达到268公斤/亩,比上年提高18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夏粮总产量达到10104万吨(2021亿斤),比上年增加467万吨(93亿斤),增长4.8％,扭转了连续四年减产的局面。     

水旱灾害、水利投资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基于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水旱灾害、水利投资等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研究显示：水旱灾害、水利投资、农业劳动力等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粮食主产区与粮食非主产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水旱灾害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的影响大于粮食非主产区,旱灾和水灾都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造成显著影响,而在粮食非主产区,旱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较大,水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较小。在粮食主产区,提高有效灌溉率、除涝率可以有效增加粮食产量,但在粮食非主产区,有效灌溉率与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除涝率与粮食产量负相关。劳动力在粮食主产区对粮食产量的产出弹性为正,但在粮食非主产区,劳动力对粮食产量的产出弹性为负。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粮食产量的关系在粮食主产区不显著,而在粮食非主产区,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粮食产量的产出弹性为负。     

财政支持的粮食增产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水稻为例

粮食生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石,而与其相关的适度财政支持可以兼顾公共财政资金有效利用、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结合水稻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基于2006-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支持对水稻总产量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持能够促进水稻总产量增长,但这种增产效应存在时滞;财政支持对水稻增产的中介效应主要通过扩大区域水稻生产规模实现;财政支持的增产效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导致水稻生产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趋势。鉴于水稻生产的空间异质性,从是否为粮食主产区来看,财政支持的增产效应在粮食主产区更显著;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增产效应在东北地区更显著。因此,需要保持对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经营的规模化、效益化、可持续化的良性循环,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负向抑制作用,增量资金向包括东北地区的主产区倾斜。     

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1999—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测算了粮食主产区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与粮食非主产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并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区域的新型城镇化产生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粮食非主产区这种空间溢出效应更大;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在全国范围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粮食主产区其溢出效应更强,而技术创新只在粮食非主产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农业劳动力结构转变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劳动力不断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农业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2003-2012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方法测算了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转变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受教育程度提高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正向影响;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并没有降低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但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针对农业劳动力的新变化,我国应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培育各种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加快农业机械化,并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开展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专门培训。     

中国粮食总产量波动的政策性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中国1978-2008年粮食政策的阶段性演变及粮食总产量变化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了粮食购销体制、粮食价格、粮食投入、粮食生产技术等政策对全国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实证表明,影响中国粮食总产量波动以粮食生产投入政策为主,其均值达0.833 4,粮食生产技术政策次之,均值关联度为0.833 9;而从各项政策的关联度来看,财政支农、粮食收购量、粮食零售价格指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粮食产量波动关联度较大,其中财政支农投入关联度值达0.879 7.据此,提出应从财政支农、粮食科技投入、粮食价格支持体系、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粮食投资性补贴政策的效应分析

通过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粮食投资性补贴政策的产出效应,采用order logistic回归方法,估计粮食投资性补贴对农户行为和农业产量的影响,刻画了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粮食投资性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地区差异的影响,其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粮食主产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分析——以皖西皖北粮食主产区为例

我国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不能将粮食种植调整为经济效益更高的非粮作物种植,更不能将耕地转化为工商用地去发展第二、三产业。所以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旋空间较小,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各级政府必须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加大对种粮户和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力度,提高粮食销售价格,强化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能力,矫正粮食主产区三产融合政策上的偏误。     

支农贷款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路径分析——基于2 126户调研的微观数据

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QR）对支农贷款影响农户收入的机制与路径进行研究,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对于高收入农户,支农贷款通过增加其经营性收入而使总收入增加;对于中等收入农户,支农贷款虽然增加了其牧渔林业收入,但是更大程度减少了经营性收入,总收入表现为下降;对于低收入农户,支农贷款仅被用于生活性消费支出,总收入水平下降。这说明,即使面临相同的融资机会,农户的增收能力却各有不同。因此,要想缓解农户收入的内部不平等问题,还需要从实施瞄准性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农户生产率水平和持续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几个方面来考虑。     

增产是否增收? ———基于粮食主产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增产"和"增收"是粮食主产区设立的两大重要目标。既有研究普遍强调粮食主产区设立对于粮食增产的贡献,然而,在实现增产的同时,农民收入是否提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将2004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设立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199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但对工资性收入具有削减效应。具体而言,与非粮食主产区省份相比,粮食主产区的设立使得13个粮食主产区省份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对增加了455.852元/人,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了532.567元/人;粮食主产区设立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路径依赖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整体而言,粮食主产区设立通过改变农民在务工与务农之间的资源分配模式,实现了农民总收入的动态平衡。本文认为,在继续推进粮食主产区政策兜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强化扶持农村劳动力多元化就业等政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好巩固"增产增收"的政策组合拳,实现农民总收入稳步提高。     

粮食主产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及粮食生产影响的调研分析——以江西为例

通过调查数据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袁明。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从短期看不会对农业及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影响农户从事农业及粮食生产主要因素有农产品价格、政府补贴、农业生产成本和病虫害。最后提出稳定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