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北大核心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提振乏力,借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反弹经验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势在必行。以27个低生育率典型国家为例,在构建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对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支持“男性单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经济支持政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受到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组合,并深度思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情景,营造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鼓励生育政策能否提高生育率?——基于生育成本缺口递增的视角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引发调整生育政策的讨论,但鲜有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评估与理论解释.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生育成本缺口递增假说,并基于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与OECD家庭数据库对基于转移支付的鼓励生育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生育成本是一种动态结构,需求跃迁导致生育成本缺口增速快于收入增速,进而决定鼓励...     

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欧洲实践与中国思考

随着2022年中国出现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政策评估体系的任务更加紧迫。建立生育支持政策评估体系是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政策建立之初就做好政策评估的理论准备,有助于完善政策体系,保障政策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当前中国关于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有关生育支持政策评估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文章以生育支持政策的公共政策属性为切入点,讨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概念和政策评估的基本方法,指出生育支持政策是区别于欧洲家庭政策的中国本土化概念,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可参考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基于欧洲国家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实践,从设立评估机构、设计评估标准、反馈评估结果三个方面进行概括,提出在政策评估中要充分考虑政策影响的人群差异性、政策间的彼此关联性,以及政策产出的指标综合性。结合中国生育相关政策的评估现状,针对有无必要建立、如何建立、依何建立三个问题,对生育支持政策评估体系提出相应的思考。认为有必要建立国家和地方两个层级的生育支持政策评估体系,明确评估主体、评估对象、评估标准和评估流程。其中,评估指标体系是政策评估体系的核心内容。既要做生育支持政策的整体评估,更要对不同...     

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不同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生育政策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十个国家197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之间的U形关系,采取选择不同样本、加入政策变量和其他与生育率相关的重要经济指标如妇女的教育程度、城镇化率、工业化率等进行再检验,结果支持该假说,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程度整体较低的阶段与生育率呈现较高的负相关,但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效应取代替代效应对生育率起主要推动作用,如果再辅之以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措施,生育率会出现轻微的反弹。因此,对于已采取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可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权衡利弊,适时调整政策。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中国婚姻结构与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基于简化的邦戈茨中间变量生育率模型

利用易于获取资料的、简化的邦戈茨中间变量生育率模型分析不同时期生育控制和婚姻结构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前期(1970~1990年),其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控制,而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后期(1990~1999年),主要影响因素则是婚姻结构。在新世纪(2000~2008年)生育水平的小幅度上升中,婚姻结构和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致相当。婚姻结构和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规律可从文化堕距理论中得到有力阐释。     

三孩政策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北大核心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亟待研究。基于第三期湖北省百县生育调查数据和新构建的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指数,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每上升1个单位,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提高39.6%,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提高55.6%。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地区疫情风险等级的上升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于三孩生育意愿,新冠肺炎疫情仅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研判后疫情时期中国生育水平走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