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如何降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道德效力和伦理型领导的作用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从道德效力的视角探究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SRHRM)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关注了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伦理型领导的调节作用。本文以320名员工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SRHRM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显著负相关;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在SRHRM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伦理型领导能够增强SRHRM与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间的正向关系;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SRHRM通过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影响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还为企业降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提供管理启示。     

职场排斥对员工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员工在工作场所从事非伦理行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有利于自己,也可能是为了报复或伤害组织和同事。根据这一逻辑,已有研究就职场排斥诱发的员工非伦理行为都是建立在利己动机的假设基础之上,而对于员工的利组织动机的非伦理行为研究不足。实际上,面对职场排斥,员工很可能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对人际关系进行主动修复,其中从事亲组织性质的非伦理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修复行为。基于道德自我调节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以组织认同为调节变量,检验职场排斥对员工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内在影响机理。采用SPSS 18.0和AMOS 18.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通过上下级配对调查的方式,收集来自武汉和上海5家企业的调研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的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道德推脱在职场排斥与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3)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道德推脱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4)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理论界较为忽视的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检验了员工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发生机制和高度的组织认同的调节效应,证明员工在遭遇职场排斥时通过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来应对是一个重要的理性选择,组织认同度较高的员工在面对职场排斥时更容易发生道德推脱问题和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验证了组织认同的"阴暗面"。研究结论为组织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权变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提醒管理者警惕职场排斥的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建立科学的组织制度,鼓励高组织认同的员工采取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回报组织。     

工会道德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影响研究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PB)已成为领导力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基于“双重组织道德情境-员工行为”的逻辑,本文引入工会道德型领导作为员工UPB的新的前因变量,并探讨其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以341名企业工会成员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之间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工会道德型领导在其基础上对员工UPB具有额外的抑制作用;(2)工会道德型领导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的曲线关系具有负向缓冲作用,随着工会道德型领导水平由低到高变化,企业道德型领导对员工UPB的作用逐渐减弱;(3)工会道德型领导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之间的曲线关系具有正向纠偏作用,随着工会道德型领导水平由低到高变化,企业道德型领导和员工UPB之间的曲线会逐渐扭转为边际递减的趋势。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员工UPB的抑制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能够为企业完善道德型领导管理、规避道德风险提供实践指导。     

员工-组织类亲情交换关系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可能会使组织遭受名誉和利益的双重损失。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究其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可有效规避其产生,对中国组织的长足发展大有裨益。本文基于自我归类理论,以52家家族式管理的初创期民营企业为样本,探讨中国组织中员工-组织类亲情交换关系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探索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员工-组织类亲情交换关系会正向影响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内部人身份认知在类亲情交换关系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所感知到的差序式领导的程度会正向调节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中介作用。通过结论,为中国组织有效干预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提供借鉴和思路。     

差序式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圈内人和圈外人视角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近年来国内外组织管理学界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表明,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相关研究成果多来自西方学界,基于中国文化情景的研究成果还十分有限,而聚焦于极具华人社会文化特色和内涵的本土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更是匮乏,有待进一步拓展。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从圈内人和圈外人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组织文化情景下差序式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以及领导组织代表性和员工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通过分阶段调研的方式,收集14家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457套调研数据,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和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领导组织代表性正向调节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和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相较于圈内人,高领导组织代表性对差序式领导与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强;员工集体主义倾向正向调节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和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但调节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实证检验中国组织文化情景下差序式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是对本土组织管理研究的有益补充;从圈内人和圈外人两条路径分析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为深入理解圈内人和圈外人的认知过程及差异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对已有研究视角进行有益整合;提出并验证了领导组织代表性和员工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补充了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产生的边界条件。     

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差序格局视角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近年来组织管理学界日益关注的一种非伦理行为类型,但在实践中,因其亲组织性而容易被组织忽视或默许。已有研究证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组织的长远利益有害,而一些通常被认为对组织有益的概念(如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但就整体而言,关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仍相当匮乏。领导-部属交换在差序格局下的华人组织中广泛存在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对员工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以关系为导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整合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一致性理论,基于352份中国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的员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和总效应调节模型法,探讨差序格局视角下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检验组织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从而揭示领导-部属交换影响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部属交换和组织情感承诺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情感承诺在领导-部属交换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道德认同负向调节这种中介作用;道德认同负向调节组织情感承诺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但对领导-部属交换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        实证检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这一非伦理行为类型,拓展了非伦理行为相关研究;选取领导-部属交换作为切入点,探讨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丰富了领导视角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提出并检验领导-部属交换、组织情感承诺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正向关系,再次证明一些被认为是正面的因素也会促使员工采取非伦理行为,丰富了领导-部属交换与组织情感承诺的负面影响研究;探讨中国组织情景下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得出与西方研究不同的结论,即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有直接显著影响,而员工的道德认同对此影响并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反映了华人社会与西方社会对关系的认知差异。     

内部审计师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基于双重认同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企业丑闻中,内部审计师为维护组织利益参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结果却对组织造成严重的潜在负面影响。内部审计师面临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决策困境与普通员工迥然不同,结合职业情景探讨其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成因和机制,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内部审计的治理效率。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提出内部审计师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决策困境,结合儒家伦理将此困境上升为“尽忠”还是“守义”的文化困境,进而提出双重认同对内部审计师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直接效应和联合效应。基于道德推脱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识别出双重认同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理性机制是道德推脱、感性机制是预期内疚。通过两阶段调研,收集212份调研数据,采用多项式回归、响应面分析和块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组织认同越高或职业认同越低,内部审计师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倾向越高。当组织认同高于职业认同时,该倾向较高;双重认同差值越大,该倾向越高。当组织认同低于职业认同时,该倾向较低;双重认同差值越大,该倾向越低。当双重认同相等时,该倾向介于二者之间,且认同水平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倾向呈倒U形关系。双重认同的联合效应通过激发道德推脱和遏制预期内疚来推进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结合职业情景研究内部审计师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使社会心理学和商业伦理学在审计领域得到延展和深化;将具体的伦理困境上升到文化困境,有助于嫁接西方理论,发展解决中国现实伦理问题的本土化伦理理论;提出双路径模型,识别出双重认同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感性和理性机制,拓展了伦理决策的理论框架。     

基于道德的不洁工作感知对员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内疚感和道德信誉损失的中介作用北大核心

既有文献中,基于身体、社交或者道德的不洁工作大多以集合的形式出现,鲜有学者对单一类型的不洁工作进行针对性实证研究,因此从事基于道德的不洁工作对员工的影响尚未获得系统关注和探讨.本研究围绕道德净化理论及道德内隐理论,探讨了基于道德的不洁工作感知对员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以来自湖北省的一家烟草企业的487名员工为样本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员工的内疚感和道德信誉损失中介了基于道德的不洁工作感知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2)道德内隐信念对基于道德的不洁工作感知通过内疚感、道德信誉损失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间接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最后本文也探讨了研究结果的意义和未来研究方向.     

伦理型领导对员工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对服务型企业而言,一线的服务型员工通过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表现出良好的服务态度,帮助企业赢得市场竞争,获取顾客满意度。区别于以往的面向企业内的组织公民行为,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体现了服务型员工主动开展的面向组织外顾客的角色外客户服务行为。已有研究表明,领导的伦理行为会显著影响员工面向组织内同事的公民行为,但如何影响服务型员工面向组织外的公民行为还未明确。基于伦理型领导多路径机制框架,从员工的认知机制、认同机制和人际关系机制3条路径,探索伦理型领导分别通过影响员工的组织自尊、组织认同和对领导信任进一步对员工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作用;将组织情景因素纳入研究模型,考量高绩效人力资源实践作为调节变量对3种机制与员工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构建有调节的多路径中介模型。以华东地区某大型超市企业的50家连锁超市门店作为调研对象,收集478名卖场导购服务员工和150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员工的数据,采用Spss 25.0和Mplus 7.4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能够提升员工的组织自尊、组织认同和对领导信任,员工的组织自尊、组织认同和对领导信任进一步促使他们产生更多的服务...     

领导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传染效应研究

对中国某保险公司75个团队、270名员工的3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领导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对团队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自利型伦理气候在这个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多层次模型分析表明,领导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和下属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而下属道德滑坡在这个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总之,领导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在团队和下属中存在传染效应。     

韧性领导力对员工行为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通过3个阶段收集的490份问卷数据,探究韧性领导力对员工行为的双刃剑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韧性领导力与主动担责行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正相关;和谐型激情在韧性领导力与主动担责行为、强迫型激情在韧性领导力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分别起到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在韧性领导力与和谐型激情、韧性领导力与强迫型激情之间起到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韧性领导力与和谐型激情之间的关系越强;环境不确定性越低,韧性领导力与强迫型激情关系越强;同时调节了韧性领导力通过和谐型激情对主动担责行为、韧性领导力通过强迫型激情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中介作用。     

团队间竞争对亲团队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一个跨层模型的检验

团队间竞争是激发群体活力、提高团队产出的重要策略,但其潜在的伦理风险一直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基于伦理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通过68个团队的266份数据对团队间竞争影响个体/群体亲团队非伦理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HLM跨层分析结果表明：团队间竞争既可以激发个体亲团队非伦理行为,也可以推动团队成员集体实施亲团队非伦理行为,进而涌现出群体亲团队非伦理行为,促进焦点在其中具有中介作用。一方面,团队间竞争通过个体促进焦点正向影响个体亲团队非伦理行为;另一方面,团队间竞争通过团队促进焦点既可以积极影响个体亲团队非伦理行为,也可以导致群体亲团队非伦理行为。最后,本文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并指出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伦理型领导对组织伦理的影响

本文在梳理已往文献基础上,以伦理型领导的渗透过程模型为基础,归纳总结了伦理型领导塑造组织伦理的三条基本路径:价值建构、角色模范和制度激励,对渗透过程模型的具体运行机制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伦理型领导对组织伦理影响的未来研究方向。     

如何提高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理论首先由西方研究者提出,而实际上它与中国文化非常吻合。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内注重人情味,组织公民行为与助人为乐的传统教育是互相吻合的。这使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在中国企业中更具现实意义。本文在阐明什么是组织公民行为的基础上,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提高组织公民行为以及如何提供组织公民行为两个问题。     

不作为的代价:领导奖励缺失与员工非伦理行为

领导在员工实施非伦理行为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领导"作为"下的领导行为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却忽视了领导"不作为"在其间的潜在影响.基于压力源-情绪理论,以领导奖励缺失这种领导"不作为"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为切入点,本研究重新审视了员工非伦理行为.基于245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本研究发现:领导奖励缺失不仅对员工非伦理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它还通过情绪耗竭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导致了员工非伦理行为.进一步纳入主动性人格这种人格特质的情境作用后发现:主动性人格不仅将削弱领导奖励缺失对员工情绪耗竭的正向影响,还将削弱员工情绪耗竭在领导奖励缺失与员工非伦理行为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从领导者"不作为"视角深化了文献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认识,对组织防范、治理非伦理行为亦具有重要启示.     

道德型领导与伦理领导的概念区别

在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代呼吁与此相适应的新的领导理念与领导方式。最近几年,国内外某些企业的领导者因道德缺失、见利忘义给企业发展乃至社会福祉造成了巨大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对以往的领导研究思路进行反思,伦理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在此背景下成了众学者的研究目标,但伦理领导和道德型领导在国内的常被互相混用,本文从两种理论的概念、理论基础来分析其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