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对人口流动范围的影响——基于族谱、祠堂与CMDS数据分析CSSCI

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快速扩张,人口流动范围也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本文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研究宗族文化对人口流动范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族谱数和家谱数作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结合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及各省统计年鉴控制个体和地方层面的因素,研究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文化与流动人口迁移范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宗族文化越浓厚的地区,流动人口的迁移范围就越大。宗族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起到一种风险分担的作用,进而降低人们迁移的心理成本,所以宗族文化强的地区,人们更愿意进行长距离迁移。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鼓励劳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需要加强地区社会保障以及流动人口的就业保障,降低流动人口的迁移成本。这对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有重要影响。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的稳定性——兼论重力模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检验

对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及其稳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文章使用2000-2020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小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结合迁移网络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在统计检验多种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泊松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劳动力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在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并在中国情境下对经典的存量重力模型进行理论扩展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迁移社会网络对迁移流的规模与方向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历时变化中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作为人口迁移流的源头,流出地劳动力人口规模对人口迁移流呈现显著且一致的正向影响;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流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原因;流出地人口的流动强度对人口迁移流发挥着极强的持续稳定性影响,显现出流出地流动文化在供应端的决定作用。鉴于社会网络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存量重力模型应被扩展为社会网络-重力模型;鉴于流出地劳动力规模在省际人口迁移流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可持续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机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发现

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和扩展回归模型检验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差异化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和定居可能性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包括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和城市身份认同强化。进一步分析发现,本地社会网络的建立会显著增强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而乡土社会网络和外地社会网络建立的影响则不显著,表明内嵌于本地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社会资本和城市身份认同对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强。文章聚焦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社会关系根源,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网络与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关联,研究结果对完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挑战

文章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状况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了流动人口对全国养老保险制度收入的贡献率,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对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基金流的影响,指出在目前社保政策下,流动人口所在的打工地社保制度将获益,流出地将受损,流动人口的养老权益受到极大侵害;人口流入地的获益是以流出地的地方性财政补贴支出为代价的;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等原因,流动人口只能回到流出地养老,流出地承担的这个养老债务最终必将由中央财政来承担.为防止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倾向,以适应流动人口参保,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中国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和流动特征的变动,流动人口失业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关注。文章利用2014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变动趋势进行初步分析,并通过嵌套模型、奥萨卡模型对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贡献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2017年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率为2.31%,比2014年上升1.19个百分点。流动特征、个人特征和制度特征的变动是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3个主要决定因素。失业保险、流动模式、流出地耕地、宅基地的变动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25.02%、6.55%、18.51%、2.44%。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文章建议关注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问题,将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通盘考虑,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服务,提升其技能应用水平和职业流动能力。     

我国流动人口基本态势研究

流动人口是一种广义迁移人口,利用四普资料抽样数据和 1995年全国 1％抽样调查资料,本文研究了我国流动人口分类和原因,流入、流出地的分布、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婚姻状态、文化、职业分布等。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中国老年流动人口规模逐年增大,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不仅关系自身的健康与生活质量,也关系区域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本文选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17万流动人口样本中筛选出6049份有效样本,从社会融入的意愿、客观社会融入程度和主观社会融入程度三个方面对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进行分析,并实证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我国绝大多数的老年流动人口对于现居住地具有强烈的社会融入意愿,社会融入意愿高于流动人口总体;老年流动人口的客观社会融入程度较低,明显低于流动人口总体;老年流动人口感受到的本地人排斥程度小于流动人口总体。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存在主客观差异,主观社会融入程度较高且高于流动人口总体。鼓励和引导老年流动人口多与人来往,尤其是多与同乡以外的人来往,引导本地居民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老年流动人口,有效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流入地政府部门应将老年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纳入区域整体规划,分层次、分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与方案。相应职能部门应重视老年流动人口,打破区域壁垒、实现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各项服务对接,将老年流动人口纳入社区服务对象范畴。     

中国50乡镇流动人口调查

由公安部组织实施于１９９１年完成的中国５０乡镇流动人口调查，是目前国内唯一从流出地进行的一次调查，详细反映了调查点流动人口的数量、性别、年龄、职业、文化、婚姻状况、流动时间、在外从事职业、经济收入、居住状况等基本情况，为从流出地研究流动人口获得了一批数据资料。     

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调查"数据,综合其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流出地及迁移过程的相关信息,对迁移所带来的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流动人口的迁移方式以及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相关社会、经济背景均会对他们的养老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迁移在提高流动人口经济赡养能力与维系其对父母的传统养老责任方面存在冲突—在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获得改善的同时,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融合削弱了其原有的养老意愿。研究还指出,就外出者在流出地所处的大家庭而言,他们与父母之间仍旧延续了传统的代际互惠和交换模式,成年子女之间保留了资源分配优化的群体合作分工方式,外出成为调节子女之间养老分工的重要特征。     

跨文化流动与健康——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个人的流动经历与其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这种关系不仅与迁移的地理距离有关,也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文化差异有关。跨文化迁移一般是通过心理压力、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和社会网络等途径对移民健康产生影响。本文选取方言、饮食和观念距离作为文化距离的代理变量,使用2014年CLDS数据分析跨文化迁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乡城流动人口对于流动的文化距离具有选择性,他们大多在同一方言区和饮食圈内部进行流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观念距离也较近。基于Probit回归结果发现方言和观念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有显著负面影响,收入水平和社会网络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但饮食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显著。本文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构建了PSM模型,同时使用地形距离这一客观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使用"诊断需住院"和"身体疼痛"两个客观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依然成立,具有稳健性。此外,方言和观念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流动持续年份、性别、流动次数、本地方言技能是导致该异质性的重要因素。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本文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本文通过模型分析,验证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即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影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融合;城市的制度安排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

通过文献综述,对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述评,并总结提出4方面的基本结论:第一,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移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社会资本影响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合;第二,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与排斥,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第三,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并促进其社会融合;第四,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是他们社会融合状况的表现,也影响其社会融合的能力。     

老年人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8数据的检验

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不仅是其获得满意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径，还对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在老龄化和数字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分析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异质性和具体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控制变量中的老年人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党派均对其社会信任产生显著影响。在性别方面，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不同性别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产生大致相当的负面影响；在地区方面，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仅对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产生正面但却不显著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此外，频繁与邻居朋友聚会和频繁使用传统媒介均能够中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消极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加强网络环境安全建设，提升老年人信息素养水平，帮助老年群体形成健康的网络参与行为习惯，在普及老年人网络参与...     

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经济融入水平、社会融入水平和心理融入水平等角度分析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Logit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来说,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长期居留意愿更高,自购房屋的流动人口比租房和住单位集体宿舍人表现出更高的长期居留意;与当地人经常交往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广州长期居住,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制度保障更愿意在广州定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发挥着正向的影响;心理融入水平从主观意愿和客观体验两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社会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增强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技能,进而提高其收入;将流动人口纳入廉租房范围;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构建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社区文化;加快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进程。     

流动人口消费的就业效应——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视角

文章基于有效需求理论,运用京津冀14个城市和全国省级区域嵌套而成的宏观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并将微观调查数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投入产出表进行匹配,构造出就业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以流入地北京市为例,分别对2015年流动人口在当地及流出地消费引致的就业效应进行系统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201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消费创造了210.0万人/年的就业,重点拉动当地就业150.5万人/年,对京津冀其他城市的影响有限,对其他省份主要是拉动东南沿海地区的就业,而各流出地共损失73.0万人/年的就业,其中与流入地地理位置邻近的省份和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就业损失较大;在行业层面,流入地、流出地消费对除房地产外的其他行业就业的影响存在相似性,均极大地拉动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行业的就业,对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影响较小;以收入水平、消费结构为切入点,从流入地流动人口的就业效应看,流动人口的生存型消费对就业贡献较大,约占总就业量的54.7%,享受型消费的就业拉动作用有限,但随着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上升,拉动能力明显增强。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跨地区流动决策的影响研究

针对近年来省内跨市流动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流动距离及跨区流动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在信息接纳能力、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方面的差异,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流动人口更偏向远距离的流动,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U"形关系;(2)相对其他群体,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偏好省内跨市流动;(3)大专和本科学历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比重提高,促进了中国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比例增加。文章认为,政府应当关注流动人口流动范围的转变,适时做出产业结构调整并引导人口合理流向,避免造成地方经济波动、失业增加及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形成集聚阴影效应。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嵌套Logit模型,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讨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且部分相同变量对两者具有不同作用;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地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有异质性影响。结论认为,研究流动人口的不同问题时先要考虑使用流量样本还是存量样本;社会经济"预期回报"而非纯粹的"预期收入"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流入地选择是流动者基于个体特征、结合流入地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奥运活动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影响的定性定量分析

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从申办、启动以及正式开始的整个过程中,奥运活动对首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流动人口的变动由于受到奥运投资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与经济后果的影响,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本文通过奥运活动对流动人口影响的定性及定量的分析,揭示了奥运活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机制和程度,以期为政府和相关决策部门提供提要必要的咨询参考,也为学术界提供方法和理论上的参考.     

“双独”家庭与消逝的企业家精神--来自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证据

家庭模式转变和流动人口创业难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家庭模式转变是否是引起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考察家庭模式不同对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下文简称为“双独家庭”）的创业偏好显著低于其他家庭。其次，双独家庭创业精神的消逝，源于成长过程中应对困难能力的相对缺失。最后，本文发现双独家庭在自雇创业上显著低于其他家庭。经过考虑更多的控制变量、利用PSM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结果依旧稳健。研究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获得的经验发现，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激发创业活力提供新的政策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