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评估及启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的分析

采用组态比较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系统性检验了2000—2018年29个欧洲典型国家社会情境和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的条件组合与生育率变化的关系,试图为我国借鉴欧洲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通过欧洲各国三类生育支持政策(育儿津贴、生育假期和儿童照料设施供给)与三类社会情境的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及家庭重视文化)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得到五类影响生育率的组态方案。通过将不同社会情境下各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我国国情的比较和讨论,本研究提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出台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对于性别较为平等的经济发达地区,大力发展儿童照料设施和有针对性的育儿津贴可以稳定生育率;对于性别平等较差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育儿津贴更能提高生育率;在性别差距较大、重视后代的经济发达地区,较慷慨的生育假期和提供儿童照料设施双管齐下会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生育转型、性别平等与香港生育政策选择

香港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低的超低生育率地区之一。低生育率现象是个体导向的社会机制所倡导的两性平等与家庭导向的社会机制在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之间强烈冲突的结果。“有偿养育计划”也许是刺激那些有多生倾向的家庭把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的有效途径。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不同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生育政策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十个国家197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之间的U形关系,采取选择不同样本、加入政策变量和其他与生育率相关的重要经济指标如妇女的教育程度、城镇化率、工业化率等进行再检验,结果支持该假说,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程度整体较低的阶段与生育率呈现较高的负相关,但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效应取代替代效应对生育率起主要推动作用,如果再辅之以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措施,生育率会出现轻微的反弹。因此,对于已采取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可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权衡利弊,适时调整政策。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反弹成因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在经历了持续低迷后开始出现反弹。本文基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欧洲生育率反弹的成因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国际人口迁移、文化嬗变作用下的个人主义思潮、宗教弱化、非婚生育观等是欧洲生育率反弹的重要影响因素。欧洲国家多年来通过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完善公共服务等政策强制降低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阻止了生育率的持续下滑。由于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存在差异,所以在制定促进生育率反弹的政策时具有不同的思路和侧重点。文章通过数据分析总结欧洲各国总和生育率反弹的方式和程度,并对欧洲典型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进行简单评估。研究发现以减轻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保障女性在职场的权益为出发点的“去家庭化”政策比主张传统的家庭分工,女性照顾家庭的“再家庭化”政策更为有效。而兼顾“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政策的国家生育率反弹最为明显。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鼓励生育政策能否提高生育率? ——基于生育成本缺口递增的视角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引发调整生育政策的讨论,但鲜有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评估与理论解释.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生育成本缺口递增假说,并基于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与OECD家庭数据库对基于转移支付的鼓励生育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生育成本是一种动态结构,需求跃迁导致生育成本缺口增速快于收入增速,进而决定鼓励...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转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少数民族生育转变是中国人口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少数民族生育转变为认识中国生育转变历程提供了多样视角。使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描述了不同少数民族生育指标的变化,并使用分层线性模型区分了民族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异如何解释不同民族生育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各民族的总和生育率都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大多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部分民族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略有回升。少数民族生育行为存在很强的异质性,不同民族生育模式不同。民族特征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仍然存在但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民族内部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差异超越民族之间的差异成为影响少数民族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     

日本生育水平变化分析

日本作为少子老龄化最典型的国家其生育水平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使用"寇尔生育指数模型"分析二战以后日本生育水平的变化,探讨其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战后,1947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最高值4.54;之后生育水平不断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值1.26;近年来日本生育水平缓慢提高,2014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42。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率下降及结婚率的降低。婚内生育率不断下降是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导致的婚内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生育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也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结婚率的降低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不愿过早结婚生子。婚内生育率与结婚率变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早期婚内生育率下降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结婚率的变化仅起到辅助作用;中期结婚率的下降成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诱因,而婚内生育率水平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生育水平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水平缓慢提高,结婚率下降对生育水平的消极作用也几乎释放完毕。未来日本在结婚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高总和生育水平就必须提高婚内生育率。政府必须在降低育儿成本、提高生育家庭的补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家庭多生育子女。     

生育文明与我国未来生育率控制

我国的生育率变化一直以来都与生育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传统生育文化支持着我国农业社会的高生育水平,这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我国现阶段生育率已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下,达到了一个较低的标准。但是,这种低生育水平还很不稳定,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推进生育文明的发展将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最好方法。     

低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发展的经济后果分析

本文分析了低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发展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同时指出它是一把双刃剑 ,同样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后果。为了既充分发挥低生育水平的积极作用 ,又逐步消除或缓解其不良后果 ,一方面要适时地调整现行生育政策 ,选择适当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另一方面要构建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予以支撑。     

1990～2000年中国生育模式变动及生育水平估计

文章在对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进行漏报评估的基础上,重新估计了1990～2000年间的妇女生育模式,进而对这一时期总和生育率进行重估。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72～1.76之间。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不同国家托育服务治理模式的效果评价——基于OECD家庭数据库的比较分析

在国家实行“三孩”政策的背景下,托育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配套政策,是对宏观生育政策的有力支撑,而当下对不同托育服务治理模式的效果评价的实证性研究较少。本文基于OECD家庭数据库数据,通过托育服务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不同比重把托育服务的治理模式划分为国家主导型、家庭支持型和自由放任型,通过工具变量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的治理模式对各国入托率与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托育服务家庭支持型治理模式相比于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对一个国家入托率的提高影响更大且更为显著;托育服务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相比于家庭支持型治理模式对一个国家生育率的提高影响更大且更为显著;此外,在控制了托育服务治理模式后,“父母产假总天数”对于一国整体生育率的提升效果是明显且有效的。研究给我国的启示是：托育服务政策的改进有助于社会生育率的提高,但政府必须要实施更加主动的托育服务治理策略,即更加积极地介入托育服务领域,在财政投入与相关政策的倾斜上加大力度,把托育服务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建立友好的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福利水平,这样才有助于提升国民的生育意愿。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正>人口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1]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给当前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一事关民生的热点，提出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对新时期我国人口形势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新方向，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本身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渴望在生活上得以全方位的改善，各种民生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具体化，集中体现在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论浙江低生育水平的形成和稳定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浙江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目前已处于超低境地。浙江的低生育状况与全国有共同之处。又有其自身特点。浙江的生育水平虽然很低．隐藏着反弹的可能性,与全国同样有一个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问题。从浙江的实际出发,生育率应稳定在一个适当而合理的水平。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重心应放在温、丽、台、衢地区,在城市应加强社区建设。     

中国的低生育率及省际差异：基于生育指数的观察

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现象，综合考虑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生育结构3个维度，根据低生育率相关理论，构建生育综合指数，观察分析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现状并进行省际比较。研究发现，全国生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92;生育条件指数值最低，反映了就业和收入因素及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率的制约；各省(区、市)育龄人群的结构特征较为一致，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的异质性较大；生育综合指数与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生育综合指数每提高0.1,总和生育率将会提高0.286。提升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总和生育率，但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尚未能有效发挥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并长期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以重塑人群的生育观念、改变其生育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