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金融体系下的开发性金融理论定位

在归纳总结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基础上,对开发性金融进行了理论研究上的定位,并提出了该理论的研究框架.开发性金融理论是不完全市场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研究中应注重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研究思路和方法.最后,作为一个例证,探讨了开发性金融作为一种金融深化机制在促进金融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对拉美开发性金融合作研究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国际化进程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拉美在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全球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柱,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微利性。在合作范式上,以能源和基础设施为主轴,以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为导向,以与中国建交为合作前提条件,以促进中国和拉美合作国的双边关系为最终目标。在运行机制上,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单边与多边融资并行互促,展现了中国"耐心资本"充足的禀赋优势。在合作成效上,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在拉美释放了正外部效应,兼顾了国家利益、商业利益与合作国利益的均衡发展,实现了融资、融智和融技的有机结合,促进了中拉双方在整体上互利共赢。     

用开发性金融手段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瓶颈

融资困难是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开发性金融能有效地将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连接起来,既可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还能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改善经营管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我国,利用开发性金融支持中小企业仍处于探索阶段,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应采取创新的措施促进其发展。     

民生建设的财政投入与开发性金融支持

民生项目建设具有增加居民消费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在我国,大力进行民生项目建设已成社会各界共识。我国的民生建设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人均收入越高,财政收入也越高,民生投入越多,民生项目建设虽然具有增加居民消费的功能,但在弥补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有限。要弥补民生财政投入的不足,发挥民生投入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应利用开发性融资,为此,需要地方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努力,通过制度建设、盈利诱导等措施办法促进开发性融资支持民生项目的建设。     

城市经营视角下的开发性金融

开发性金融为城市发展的政策性领域做出了贡献,同时国开行也实现了较好的资金效率,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已有理论文献和开发性金融实践的基础上,认为城市经营在经济逻辑上等同于企业经营,在系统层次上高于企业经营,因此城市经营是一个复杂经济运行系统。以复杂系统思想和经济理论为指导,阐述开发性金融通过综合集成机制支持城市经营、并实现稳健现金流循环的经济逻辑。区别于政策性金融理论的外部观察和分析,以商业性金融理论和复杂系统的内部分析来尝试对开发性金融进行新的理解。     

以开发性金融支持现代物流产业系统性融资研究

我国现代物流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现代物流产业融资的现状是物流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大、投资回收慢且周期长,融资渠道单一,融资管理网络建设不够完善。融资难问题严重制约着物流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开发性金融通过入股及通过"两台一组"模式,构建物流企业贷款平台等多种方式。     

论金融制度创新

金融制度创新可定义为引入新的金融制度因素或对原有金融制度进行重构.金融制度创新作为基于制度层面上的金融创新,它也遵循制度创新的五个步骤.金融制度创新从创新主体的不同考虑有需求诱导型创新和供给主导型创新,从创新内容上看有金融组织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制度创新以及金融监管制度创新等类型.我国金融制度创新至少应注意:明确金融制度创新的发展目标与思路,增强微观金融企业在金融制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加强金融制度创新的理论研究等.     

考虑金融因素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创新

我国是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低、环境容量很不容乐观的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现存自然资源储备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这就迫切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特别是需结合经济发展特点和将来发展趋势构建一种新的模式指引循环经济的发展。全面阐释已有的循环经济模式,分析考虑金融因素进行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讨论创新思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

分析了金融创新在西方商业银行的迅猛发展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必要性和现实障碍 ,以及推进金融创新的战略重点     

金融科技的技术风险及其法律治理

金融科技提升了金融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数据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既成为金融科技的核心驱动,也为金融科技带来了高度复杂的数据风险。此类风险的治理困局与金融监管方的监管路径依赖和职能分工混乱有关,反映出数据治理路径无法缓解信息匮乏、多元治理主体赋能不足的现状。应对金融科技数据风险宜按照“源头防控、业态修正、协同共治、风险吸收”的逻辑,从治理主体赋能与数据风险吸收两个角度出发来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一方面,应通过强化金融科技数据安全事件报告与数据流通信息披露义务缓解市场信息差,并修正现有数据流动机制以赋能多元治理主体,从而约束金融科技行业的数据风险敞口;另一方面,有必要基于现有监管沙盒与金融基础设施管理制度,设置数据风险吸收空间,防范数据风险向外传导。

     

我国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

金融创新推动了我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由于金融市场外部、内部及技术条件的制约,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存在自身固有的缺陷,导致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存在诸多“瓶颈”。在经济转轨时期,我国金融创新的理性选择是要突出金融业的制度创新,优化金融市场的结构创新,加强金融机构的机制创新,规范金融衍生工具的品种创新,在注重创新数量的同时重点应放在提高创新质量和科技含量上。     

论我国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采用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金融资产总量增长较快 ,金融资产比重不高 ,金融发展的城乡差别加大 ,金融发展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水平较低。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提出实现我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应对措施 :尽快改变当前我国农村经济落后的状况 ,以经济发展支撑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从功能范式角度来考虑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县域金融创新与西部乡镇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县域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但我国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系统与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不相匹配。近年来,国有银行调整市场定位、实行集约化经营、撤并县域分支机构,更加弱化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以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这种冲击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     

试析影响我国现行金融制度创新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规律

随着21世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金融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受到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从金融组织制度、金融市场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影响我国现行金融制度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现阶段实施金融制度创新需要遵循的基本要求。     

我国公司融资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协调发展研究

融资结构就是一种法人治理结构。本文从融资结构对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控制权转移等方面分析了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关系 ,对目前我国公司融资结构与治理结构的特殊性作了阐述 ,并提出了我国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协调发展的构架。这对于优化我国企业融资结构 ,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金融创新类型、内部治理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2006-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了两类金融创新类型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不同金融创新类型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存在差异化影响。降低业务和管理费用的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水平,提高投资回报率的金融创新程度越高给银行带来的金融风险越大;内部治理机制能有效抑制金融创新风险,公司治理水平低的银行应用金融创新导致风险承担水平的增加显著高于公司治理水平高的银行。银行业要正确引导金融创新发展方向和完善公司治理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以合理运用金融创新化解银行风险。     

治理变革与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能够促使政府寻求在体制改革外切入改革深水区,印证了世界对效能政府、民主政治、公平正义、治理变革的公共诉求。治理变革是从世界性治理趋势出发,结合我国治理的引入与实践,为政府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实现公民参与意识、扶植民间社会组织和扩大政府间合作治理的途径。     

京津冀协同视域下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融合效率

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推动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创新水平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在对比分析京津冀金融发展差异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11项指标的投入产出动态面板数据,应用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京津冀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融合效率,探讨提升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的改进建议,以利于更好落实创新驱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研究

创新是发展的灵魂。文章认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创新已经过渡到制度创新阶段。在制度创新体系中,组织创新较业务等其他创新层次更高。要进行组织创新,需要将合作金融机构做成农村金融的主体,加快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进程,打通民间剩余资金的制度通道,强化监管创新,体现农村金融特色,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不同监管部门的协调性。     

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及其意义

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必然前提,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起步。党的十八大以来,综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析各种矛盾的根源,处理好国家、社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需要从理论上下功夫,而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主体更加广泛、客体更加充盈、目的突显协调的治理理论,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过渡,形成普遍接受的治理理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