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述“天”与历史理性的萌生

《史记》的宗旨首在“究天人之际”，它在记述五帝三代之时就反复述及天、天命与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源自《大戴礼》、《尚书》与《诗经》等文献。但司马迁对“天”之观念的记述述并非唯“经”是从、全盘照录，而是从史料考辨与历史观念两个方面进行审慎的去取，显示出卓越的考信精神。在此基础上，《史记》所述的“天”之观念，在五帝时期呈现出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则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通过梳理五帝三代的天人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历史理性在殷周之际的萌生是必然的。     

从“朋友”到“敌人”: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和埃及关系问题

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身份政治理论为研究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69年利比亚爆发革命,以卡扎菲为首的一群青年军官掌握政权.革命初期,利比亚同纳赛尔统治的埃及建立了积极的身份认同,两国关系是“朋友”;1970年,萨达特担任埃及总统,两国建构的积极角色身份开始土崩瓦解,随着十月战争的爆发,演变为“敌人”.本文借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以身份为工具,将埃及、利比亚关系作为关键变量,评述十月战争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     

《史记》中"看"义类单音动词的历史比较

通过对<史记>中以"用眼睛看"义为中心形成的同义类聚的单音动词的描写,比照现代汉语,我们发现,"中心动词的改变""词的语素化""单音动词的减少"是两个时代语言的主要差别.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傅增湘与《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成书

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底本筹划选取上,傅增湘向张元济力荐黄善夫本。在搜求善本的同时,傅增湘对该书的辑印多方相助,最终促成佳刻,为《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的成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司马迁的乐学思想

接受先秦乐学 ,司马迁明乐是将乐视为治道的途径的。礼与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 ,司马迁的乐学思想主要保存在《史记·礼书》和《乐书》之中 ,并且反映在他的诗乐观方面。乐为“德音”是讲乐化的力量 ,司马迁主张以德洽天是以《诗·颂》为最高准则的。就司马迁的乐学思想而言 ,虽主要是儒家的 ,即远绍孔子 ,中接孟子 ,近袭荀子 ,但又直承《礼》、《乐》的统绪     

《史记·本纪》中比喻的结构和功能

本文认为<史记·本纪>运用比喻有两个特色1、多类结构,2、辩说功能.     

"岁亦阳止"之"阳"字考

<诗·小雅·采薇>中"岁亦阳止"之"阳"字,多释为夏历十月.实际上,夏历十月非阳月之属而为阴月之属.句中"阳"应作温暖讲,有训诂上的依据,从诗中"薇"菜的生长规律看也顺理成章.     

文本旅行与文化语境——华兹生英译《史记》与倪豪士英译《史记》的比较研究

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是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的跨语际旅行.以旅行理论为参照,以进入历史的方式面对翻译这一文本旅行的过程,对美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两次《史记》英译过程展开基于历史语境的个案对比分析,有助于在历史状态中认识差异性,获得对翻译与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的更深入理解.     

唐末周昙、胡曾诗的《史记》渊源解析

<史记>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在唐末颇受诗人瞩目,尤其是咏史诗,更以其"咏以永其言"凝聚了唐末诗人深沉的<史记>情结.周昙、胡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两位.他们皆善咏史诗,本文通过对他们诗作<史记>渊源的解析,探求了唐末诗人的<史记>情结.这种<史记>情结正是对<史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史记>精神和魅力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