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政府面对社区：“将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政府办社区”是时下社区建设热潮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也可以说是政府的职能超载。在从“单位制”逐步向“社区制”转变过程中,原由企业、学校、机关包办的“生、老、病、死”等社会职能将移交给社区,这些社会职能名义上由社区来承担,但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它们仍然由政府全盘接管,形成了一种“将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局面。“政府办社区”造成的另一后果是居民对社区组织普遍缺乏认同感,对社区工作主动参与程度不够高。社区组织建设工作的出发点是引导居民走“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道路,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     

民生本位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简

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的灵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缺少文化内涵、呈现低层次运作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管理“政社不分”、权责不明;社区自治功能缺乏、居民参与意识淡漠。而由“全能型”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文化建设,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外在的“形象工程”,缺乏社区文化建设内涵式发展中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民生本位时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应本着“以人为本”、社区参与和民主自治的内涵式发展理念去指导其实践,才能将这一“文化惠民工程”真正回归于社区本位,服务好社区民众。     

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

从基层创新社会管理是社区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社区需求膨胀和政府推动下我国创建了与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基层管理体制——社区制.然而,从社区建设的目标来审视,社区仍然存在多元管理主体发挥作用不够、管理方式以强制为主等问题,创新成为必然.“三社”意味着要发挥社区平台、社会组织载体及社会工作者生力军的作用.“联动”意味着要在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释放社区管理的空间给社会,使其成为公民社会的滋生地;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使其成为社会工作人才成长的摇篮;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强化社会福利制度的发送体系.经由“三社联动”要从社区管理走向社区治理.     

40位博士论谈社区

最近,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的40位博士研究生,聚集在中关村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就中关村社区建设展开讨论。据了解,街道组织如此高规格的社区建设论坛,在我国尚属首次。这次论坛是中关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举办的。主题是:“新世纪的中国——实践三个代表,应对入世挑战”。博士们围绕政社分开、建设先进的社区文化、培育社区中间组织、中国社区建设的未来、社区资源的整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为中关村的社区建设技出三招:建设“心理社区”、建设具有中关村特点的社区文化、实行政社分开。     

压力型体制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突破抑或复制？——基于W市政社互动改革的实证分析

压力型体制是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既为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动力也形成了限制。笔者以W市“政社互动”改革为例,结合我国压力型体制环境来分析W市改革所面临的体制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压力型体制下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质逻辑。     

服务“有心” 残疾人才能“开心”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只见街道和居委会,不见社区。今天,我们不能因强调社区的作用而忽视了街道和居委会。社区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曾热极一时,以农村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实践——乡村运动也曾轰动一时。但建国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除政府以外其它社会力量的作用,对此,人们形象称之为“政社合一”,或“只有国家,没有社会”。     

社区的公共事务由谁来办

社区建设工作中,围绕社区依法自治,引发街道办事处政社、政事分离,带来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社会公共事务由谁办?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辖区内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北京市人民政府令[1999]23号),以往对社会公共事务连管带办、管办不分。面对多元、多变的社会公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反哺人才培养: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新趋向——21世纪以来美国高校服务学习三维进展及启示

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得到重视,如何保持高校与社会之间的高质量有效互动是高校、政府和社会都关心的话题。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服务学习理念以重新架构“服务”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倡导社会服务反哺人才培养而得到许多国家及高校的重视。从理念维看,以关注师生与社区发展福利直接反哺人才培养;从制度维看,通过加大“政校社”制度保障多元助力人才培养;从实践维看,在注重中心机构实体建设中在地化落实人才培养。深入了解和反思借鉴这一点能为中国双一流高校建设中社会服务职能深度发挥、教与学质量整体提升以及人才培养改革提供新的思考。     

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当代社会学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首先,讨论了社区概念的涵义,旨在明确社区概念自产生以来至今,其定义的变化、发展和目前的认识。其次,阐述了社会学界关于城市社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及其方法。第一是城市社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网络研究,包括“社区失落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方法主要是网络分析方法。第二是社区权力的研究,包括“社会精英论”和“多元政治论”。     

社区发育与社区就业:影响社区就业的因素及社会政策研究

社区发育的程度直接影响社区就业的规模和能力.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居民消费理念的不同及消费能力的差异,影响了社区就业的需求量;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支持程度,影响社区解决就业的能力;社区发展的能力表现为社区公共资源配置的状况和处置能力,决定了社区就业需求是否能转化成为社区就业机会;社区社会组织发育的程度,是吸纳和创造社区就业、推动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空间.文章还针对性地提出通过促进社区发育推动社区就业的有关社会政策.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议行合一"到"议行分设"再到"居站分设"的巨大变化.在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形势下,社区的重要性将更加凸现,社区管理体制面临新的改革.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行政化方向和民间化方向,前者的基本思路是"街站合并重组,街道办小型化",后者的基本思路是"把社区工作站定位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方向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各有阻力.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的文化认知：功能、困境及出路

文化认知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认知主体已有的文化认知及其结构即“认知图式”在认知中起着决定作用。社区治理作为人类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文化活动,同样受到文化认知及其认知图式的影响。文化认知构成了社区治理价值选择、工具选择和主体态度指向的依据。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认知困境,即基层政府的“全能政府”认知偏误、社区组织的“行政导向”认知偏误和社区居民的“搭便车”认知偏误。破解这种文化认知困境的出路在于更新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知识基础、优化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经验基础和重建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制度基础。     

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及其反思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本体论层面的"共同体取向",方法论层面的"中观路径"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公平精神",并以援助取向、增能取向、解放取向、解构取向四种理论取向构成其理论分析的基础框架。在实践上,"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延伸出了支持性路径、赋权性路径、倡导性路径和反思性路径四重实践干预路径。"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以社区为主体,旨在借助社区成员的集体参与来整合社会资源,以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回应社区的多元需求,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达致团结、互惠、尊重、平等、意识觉醒、能力提升的集体行动过程。     

论科学共同体“冲动的合理体系”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认知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共同体通过实体“义务”的伦理诉求、“德-得相通”的道德机制、“手段-目的同一”的价值逻辑、“义利合一”的道德取向,建立伦理冲动一科技冲动的合理体系,使伦理冲动、科技冲动由差别达致契合,在科学共同体实体的伦理意志与伦理行为中实现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推动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论中国社区发展与建设

中国社区可分为传统社区——单位和非传统社区——街道办事处管辖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 ,城市社区旧有的社会整合模式面临挑战 ,多元契约性社区逐渐形成。“大社会 ,小政府”是社会现代化运行的基本特征。“单位”已属于经济范畴 ,而落实社会职能的基本载体是社区。中国社区化发展与建设有其社区化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社区"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社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等概念,目前在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使用频率都很高,但是却存在着不少歧见。“社区”是相对于“单位”和“政府”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社会”和“社团”而言的。“社区服务”包括具有福利性的社区福利服务和具有经营性的社区社会化服务。“社区管理”中必须认真处理好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