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路神君:中国古代葬仪方相的形制与角色

方相的形象出自《周礼.夏官.方相氏》。在丧葬礼中,方相是引导死者灵柩的葬仪开路之神。中古时期,丧葬方相在礼制规定上产生等级分化,分为方相、魌头两个等级。唐代以后,丧葬方相由真人扮演逐渐演变为器用化的偶俑;丧葬方相的使用进一步商业化,成为一种可供租赁的商品,导致了民间葬仪僭滥使用方相;方相的表演舞台从傩礼与丧葬礼并重,演变为专司丧葬礼,成为"专职"的葬礼开路之神。方相传说用于发丧与黄帝之妃嫫母有关,其形象在道教的神仙谱系中进一步神化。葬仪方相正是原始巫术信仰在中国传统丧葬习俗中的残存形式,在葬仪中发挥了重要的禳除功能。     

方相氏逐疫与自然时序转换的关系

方相氏作为傩仪之神,同时担当丧葬仪式中的开路之神,连接两种仪式的关键点是其共同的逐疫功能。方相氏及其所带领的队伍进行驱傩仪式,其本质是为了驱逐疫鬼,即所谓的“殴疫”。三时傩都与自然界的时序变迁所导致的阴阳暂时失序有关,需要方相氏顺应其变化加以调和,所驱除的疫鬼正是自然阴阳失序造成的祟害的象征物。通过殴疫的本质功能,古人将傩仪与丧葬仪式联系了起来,从自然时序转换到了阴阳过渡转换,方相氏在傩仪和丧葬仪式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调和阴阳时序的角色。     

试析傩礼中方相氏的地位嬗变

方相氏是傩礼中的主角,其主要职责是"驱疫"。但汉以后,方相氏的绝对主导地位逐渐被弱化。方相氏职责和地位的变化,表明一直高高在上的方相氏已开始走向民间,自周以来傩仪的礼制规范已渐渐被打破,驱傩本来的内涵已发生改变。随着傩仪逐渐由严肃的国家礼制向娱人化、世俗化方向发展,傩与戏剧越走越近,并最终促成了傩戏的诞生。     

互渗律之下的门神信仰与蚩尤"方相"--兼谈"灋"字的形构

中国传统民间的门神信仰,和蚩尤“方相”的文化现象一样,是互渗律支配下初民的原始思维的产物。不同于一般傩祭(戏)中的“方相氏”,蚩尤“方相”具有宗教的、政治性质的双重功能,并且还因此参与到古汉字“灋”的形构过程中。     

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画像石墓雕像考释

壹 墓室结构及表现墓主人生活的雕像 贰 墓门雕像 一、表现打鬼迷信的雕像: ①四神 ②龙吃妖鸟、妖兽 ③玄武 ④铺首衔环 ⑤方相氏 ⑥人首螺身像 二、表现神仙思想的雕像:     

方相氏面具考

在中国古代面具中,最脍炙人口,亦最扑朔迷离的,莫过于“黄金四目”的方相氏面具了。虽然自《周礼》开始,历代文献对于方相氏面具的记载不绝如缕,但迄今为止,不仅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一面“黄金四目”的方相氏面具,而且人们对它的形制、质地和     

原型的再生:孙悟空与方相氏

有关孙悟空的原型之争初见于上世纪初,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类:胡适的“外来说”、鲁迅的“本土说”和当代学者季羡林的“混血说”等,均以“猴形”身貌特征———即以猴论猴作为追本溯源的立足点。笔者以为,“猴形”只是用来挪喻与吸引读者审美需要的假借之物,而透过“猴形”所蕴含的“原始意象”才是孙悟空形象的原型意义所在。孙悟空在整部《西游记》中所扮演的角色最重大的职责是替人类(唐僧)驱逐各类妖魔鬼怪,这可溯源于原始的驱傩首领方相氏角色。孙悟空的两件法宝:一是火眼金睛可识别妖魔鬼怪,来源于方相氏的“黄金四目”;二是“如意金箍棒”可驱邪逐祟,来源于驱鬼的“终葵”(驱鬼棒),而“终葵”后演化为“钟馗”,在宋以后的大傩仪中实际充当着方相氏的职责,实际上也源于方相氏。另外,从孙悟空的身世、神态与装扮特点等方面,也能看到方相氏的某些“原始意象”痕迹。故孙悟空的原型即方相氏。     

汉画中的“抱持神”为炎帝说质疑

山东、河南等地的汉画像石中有一神人怀抱伏羲、女娲的图像,宋艳萍在《汉画像石研究二则》一文中将伏羲、女娲中间的神人定名为"抱持神",并认为他就是炎帝神农氏。实际上,所谓的"抱持神"不可能是炎帝神农氏,或许是老子哲学思想中"道"的世俗化形象。     

北京地坛与社稷坛祭祀对象之辨——略述地礻氏神与社稷神各历史时期发展演变

土地崇拜现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鲜明特征之一。追溯先民对土地神崇拜以及设坛祭祀地礻氏神和社稷神求取庇护的渊源,并以时间为线索,对从周代至清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地礻氏神与社稷神的性质、功能以及相互间演变、交织关系进行阐述,指出不同时期地坛与社稷坛二者祭祀对象的区别所在,并分析京城出现“北郊祭地”、“国中祀社”的缘由。     

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巫文化现象

南阳汉画像石在题材内容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而以“驱鬼娱神”为主题的画像随处可见,是其重要特征之一。“鼓舞”、“熊(方相氏)”、“方士升仙”、“犀兕”、“蹶张(宗布神)”、“拥彗”、“斗牛”及“旱魃”等画像中蕴含着丰富的巫文化。南阳汉画巫文化浓郁的特征当与楚文化“好巫信鬼”之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格神”与“神格人”的价值取向差异

与张扬个性的西方“人格神”传统不同的是,中华“神格人”传统崇尚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操和经世致用的献身精神,二者的差异根源于西方商业文明与中国农耕文明的不同路径。     

明清道教神灵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研究

明清两朝是道教神灵真武大帝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这得益于明初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广,使这一信仰无论是在分布地域、庙宇建设,还是信仰人群、祭祀仪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包括祈雨、镇水、厌火等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信仰群体注重实用性与现实性的特色。真武大帝水神功能的推广,既是国家政策宣教的结果,同时也与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分不开。     

苏格拉底的新神

苏格拉底究竟有没有引进新神？对此,尽管苏氏本人及其追随者如柏拉图等人都予以否认,但从柏拉图尤其是色诺芬的记述来看,苏氏的确引进了新神。这位新神是一位至上惟一、全知全能、全善全德的信念神。作为信念神的新神显然不同于希腊（雅典）人信奉的作为人格神的众神,并与后者有着相对复杂的辩难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某种关系。     

远离与追寻——人类发展的宗教之路

宗教之路是人的堕落之路,人因作恶而远离上帝,人因向善而追寻上帝。哲学之路是上升之路,人生而自由,人类的历史是从恶向善的历史,是追寻上帝的历史,是没有上帝而又要自由地悬设上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要让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善、恶共存,而且要让每个人获得现实而全面的自由,使每个人都成为上帝。     

狱神信仰初探

通过对狱神信仰现象特征、塑造原因的历史考察,探求其折射出的历史文化内涵.狱神信仰具有一般民间信仰的许多共性,但它有自己的特点:它的事件主要发生在特殊空间“监狱”中,它的信奉者主要是狱吏和囚犯,它的形象特征呈递增式的变化.塑造狱神信仰的过程,是封建统治者利用民间信仰控制社会的过程,是普通民众对圣贤钦佩崇德的过程,是狱吏囚徒对狱神形象和它所寓含的神力精神崇拜的过程.     

土族山神崇拜

土族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文化,山神崇拜在土族的宗教信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对土族山神崇拜的祭祀活动、源流和特点做了探讨。     

论芙蓉神形象的审美价值

晴雯虽然是一个奴婢,一个丫鬟,但却是《红楼梦》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一,是作家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她在贾府的命运虽以悲剧结局,但死后成了芙蓉神。芙蓉神形象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具体表现在：超越困扰的生活境界;表达情与爱;向往诗意的生命,永恒的人生。作家在展示晴雯的人生遭遇和悲剧结局的过程中,再现了封建统治的残酷;在芙蓉神形象上,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及人生的独特思考。     

萧乾对上帝的质疑

在萧乾的笔下,呈现出对基督教上帝全能、爱、全知、公义、普世大公等基本属性的全面质疑。这种质疑虽有其时代根源,然也有其超越时代的力量和影响,对当代汉语神学的反思具有启发性,因之也表现出神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及价值。     

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与上帝

哥白尼所创立的"日心说"理论是天文学历史上一场撼天动地的变革,无愧于成为人类近代科学革命的伟大开端。"这一伟大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也帮助人们在宇宙观上引起了决定性的变革。"日心说"理论的产生具备了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条件,是"摆脱教权统治和学术统治枷锁的精神解放"的辉煌成果,而绝不是什么笃信天主教上帝所得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