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翰林学土院诸制度述论

本文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宋代翰林学士院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论及范围包括翰林学士的组织编制、铨选标准和方式、并惩类别、草制程序、入值制度、保密措施、俸禄标准。在宋代翰林学士的素质、地位、权限，以及是否加知制诰等一系列意见分歧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宋代翰林学士的宿直制度

宋代翰林学士的宿直制度有一套严密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宿直、儤直、宿直的员额、锁院等方面,但有的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儤直的现象较为多见,从宿直的员额看,至南宋时不少是一员独直。学士院的锁院极为严密,有着具体的规定。直接禀承帝王旨意与接受中书熟状,翰林学士草拟制麻时,都得锁院。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西欧修女院的特色及其近代早期变革

中世纪的西欧修女院,是一种带有浓厚贵族气息、充满强烈宗教韵味的特殊群体。其强大的政治权利、独立的经济实力、高深的文化修养、严格的等级划分、矛盾的情感世界表明,它绝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修道团体,而是一个集宗教性与世俗性、封闭性与开放性、依赖性与独立性、等级性与平等性、内在性与外化性于一体的特殊群体。至近代早期,国家意识产生、资本生产方式确立、宗教趋于分裂、科学得以发展。在社会迅速发展的冲击下,修女院内部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其变革运动的爆发。面对变革,修女们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相当一部分修女顺应潮流,勇敢地走出了修女院。     

试析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的制度意义

总理衙门的设立,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总理衙门的设立原因、制度架构及运行机制三个层面的梳理,认为总理衙门的设立不仅使清政府具有了近代职能,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还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框架,打破了一定的成例,开启了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先河。     

我国刑法设立立功制度的依据和意义

我国 1997年修订刑法设立了立功制度。设立立功制度既有必要性 ,又具有可能性 ;既有理论上的依据 ,又有实践上的理由。设立立功制度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制度形式与内容的“变”与“不变”——一种制度变革的理论分析框架

制度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通例.如何促进制度变革,实现国家的善治,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制度变革的宏观历史视野和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丰富了制度变革的微观理论分析框架,但从制度效率维度考察制度变革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探讨制度变革,不能仅依据制度效率的维度,而必须引入新的分析工具,这个新的分析框架就是制度内容和制度形式的维度.英国议会的演变历程佐证了制度形式与内容的“变”与“不变”,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渐进主义则回答了制度变革的理想方式问题.     

大学生就业与制度变革

本文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分析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说明了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摩擦性失业,并提出了市场改革、教育体制应配套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     

南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熟和发展

南宋时期,各救助机构规式的制定,参与救助的部门和人员的多样化,经费筹措的多渠道化,以院养院市场化经营形式的出现,以及救助机构内部安置被救助人群的人性化、合理化,标志着南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熟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当然,经费和人事依然是制约南宋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金代皇室教育

金代作为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教育吸收汉民族教育模式,同时又极具民族特色。除了建有正规的汉、女真两大学校教育系统外,还有非正规的皇室教育形式,即对皇太子、皇子及皇室宗亲子弟的教育。其目的是通过教育将皇族宗室子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之人,以巩固女真政权。本文从金代太子师保傅教育,皇室教育方式、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等方面对金代皇室教育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晚清皇权构架的内在理路

1861年,清文宗临终前,任命怡亲王载垣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幼帝;另给予皇后、皇贵妃用印参政权.两宫太后与赞襄大臣矛盾激化,遂联合恭亲王奕发动政变,推翻赞襄政务体制,形成太后垂帘听政、亲王主政体制.但随着内战、外患压力稍缓,两宫太后便挫抑奕,使之俯首.而穆宗去世后,清朝皇权延续了"主幼"、"主弱"状态,尤其慈安太后去世后,慈禧太后彻底击垮奕,表面上仍以皇族亲贵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事务,实际上是太后以"听政"、"训政"名义独断专行,并使叶赫那拉家族成为操控皇权的另一舵手,直至清亡.这种皇权构架,系局势使然,有其内在理路.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

旨在落实培养“学生—译员计划”的京师同文馆,一般也被视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部分,有人甚至将其作为洋务派更为宏大的教育改革、政治改革计划的开端。但是,同文馆努力试图在外国语言学校与西方化的近代学院之间、在西学与中学之间保持的平衡,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出来,也不是所谓的在语言学校的掩护之下来试图对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官制度进行的“改革”,而是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性。探讨同文馆在自我定位和实际处境之间的不断谨慎调整之原因并对其过程进行解读,对于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的重新认识,乃至对于十九世纪后二十年所发生的中学、西学之争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金代女真族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金代女真科举考试是专为女真族人设置的一种入仕考试。它始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在世宗、章宗两代趋于极盛。这种考试具有完整的应试、选拔、录用制度,为金遴选了大量治国人才,对元、清两代的蒙、满少数民族科举考试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教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金末元初知识分子的境遇及其历史作用

本文主要论述了金末元初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命运,探讨了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在金末抗蒙救国活动中及入蒙元后在新政权建设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等问题。     

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在唐宋制度变迁中的意义

唐代至贞元、元和时期,在中央政务的实际运作中,已经确立了使职行政体制,而不再是以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和九寺五监为依托的部司寺监体制。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是使职行政体制不断完善的时期。中央行政体制向使职体制的过渡,是在不断反复中完成的。以郎官出使为例,这种转变在法令中有了体现。但是,整个唐后期六部寺监的框架都还在发挥作用。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体制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对唐宋间政治形态和官僚形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论明代对皇权的制约

明代皇权空前强化,同时又存在着制约皇权的一系列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强大的皇权造成肆无忌惮的恶政,不至于对王朝构成太大伤害。     

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