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浩罕驻喀什噶尔“呼岱达”考述

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后,中亚浩罕政权与新疆南部的商业贸易关系日益频繁。清政府为管理在喀什噶尔经商的浩罕商人,在喀什噶尔设置了"呼岱达(Hudaida)"。呼岱达和浩罕商人,对喀什噶尔等地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呼岱达的职权范围及作用发生了变化,并对喀什噶尔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试论喀什噶尔一名的含义

我在《喀什噶尔地名考辨评议》一文中,既对诸位学者关于喀什噶尔名称的来源进行了评议,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喀什噶尔以确切名称出现时间是公元10世纪喀刺汗王朝时期。在该文中,本人并未探讨喀什噶尔一名的含义,尽管在涉及对音问题时,将该词划归到梵语方面,然终因证据不足,而未加深入引述和探讨。按照文献记载,中外学者从近代以来就开始对喀什噶尔名称的含义进行多方考证,最终因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我认为,喀什噶尔名称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从疏勒到喀什噶尔名称的变化中,经过了复杂的过程。正如拙稿排列的喀什噶尔地区出现的诸多地名公式所示那样,中间经历了诸多名称的变化,诸如宝利讫栗多底、佉沙、伽师祗离(或伽师结黎)、斡耳朵坎德等等。实际上,许多名称的含义还无法确定,仅仅从这些名称字面上的对音去解释其含义是片面的,必须联系公元10世纪喀喇汗王朝统治新疆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等诸因素去考虑。     

道光朝回疆职官变革得失探析——以道光十六年喀什噶尔职官参劾案为中心

为加强西北边疆防御,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在新疆南部（又称“回疆”）进行职官调整,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从喀什噶尔东迁至叶尔羌。道光十六年（1836）,因为喀什噶尔库银亏空和民众控告当地军官,引发了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与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关于事权的矛盾,进而展开了一系列参劾,凸显出道光时期回疆职官变革过程曲折。     

社会资本、宗教资本与传教策略——对宁夏基督宗教传播的一个解释

历史上,基督宗教曾多次传入宁夏地区.近代以来,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和新教"内地会"在宁夏进行了长时期的传教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借鉴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在改教时试图保持原有的社会资本和宗教资本,应用这一命题对传教士在宁夏所面临的传教阻力、传教策略和传教效果进行了分析.     

论构建抵御高校校园传教渗透工作长效机制

高校校园传教渗透,是指宗教组织以宗教的"普世性"为旗号在高校传播宗教,在校园非法建立和发展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以达到在精神上影响和控制我国大学生为目的的传教活动。宗教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阵地,应积极构建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渗透的长效机制,切实培养我国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粉碎西方国家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论阿布都热衣木那扎尔和《热比亚—赛丁》

阿布都热衣木那扎尔是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前半期著名的维吾尔诗人和哲学家,那扎尔是他的别号。 1770年,阿布都热衣木那扎尔生于喀什疏附县布拉喀西村一个手艺人家里。小时候曾在旧学校读书识字,1790年,他进了喀什噶尔有名的皇家经院(汗里克麦德里斯)读书。     

英国驻喀什噶尔首任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马继业)评述

本文根据有关中英文档案和西方传记，评述马嘎特尼在喀什噶尔的早期外交生涯     

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活动盛行原因探析

20世纪90年代,韩国教会异军突起,引起世界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来自韩国教会的传教使命感,富有成效的宣教策略,扩大教会自身竞争力的考虑,也源于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还受益于良好的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凭借这些条件,韩国迅速成为世界重要传教大国.在输出宗教文化的同时,提升了国家影响力.     

高校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的对策

高校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宗教渗透的方式较多,如利用外籍人员传教,以慈善为名传教以及媒介等。宗教渗透的原因也较复杂,如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国内转型的影响以及宗教神秘色彩的影响等。因此,要领导重视,把握原则加强教育等,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     

圣言会甘肃传教史述论

圣言会是由德国神父杨生1875年创立于荷兰小城斯泰尔(Steyl)的一个国际性天主教男性传教修会.1879年,首批圣言会会士安治泰和福若瑟抵达香港,揭开了圣言会对华传教史的序幕.中国西北地区曾是圣言会在华传教的重镇.1922年,圣言会从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手中接管陇西(兰州)代牧区.至1953年,圣言会先后派遣数十名会士到甘肃传教,建立了几十个传教站,施洗了大批华人教徒.在艰辛传播福音的同时,圣言会还在甘肃积极推广现代教育,大力开展社会服务,审慎处理与当地穆斯林及其他宗教信众的关系,对其时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影响甚深.圣言会在甘肃传教的历史,是20世纪上半叶所有西方教会组织在华传教史的一个缩影.     

喀什棉纺织厂族际交往调查研究

现代工业的介入,使以传统的绿洲经济和游牧经济为主的新疆民族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从族际交往角度来探讨工业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情况,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为此,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调查组曾于1983年的6月15日至9月4日,对喀什棉纺织厂进行了社会调查。被誉为喀什噶尔绿洲明珠的喀什棉纺织厂,座落在喀什市郊东南三公里处,它现有职工4300多人,拥有纱绽30400枚,布机1260台,年产棉纱5000吨,棉布3500万米,印染布2640万“米,针织成衣100万件,是喀什地区最大的现代企业,也是自治区纺织行业中的骨干企业之一。该厂占地总面积为21.81万平方米,公共福利设施建筑面机为1.47万平方米。拥有成套的生活设施,从而形成了一个生产设施和生设施相互配套的现代工业社区。     

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始置时间考

本文通过史实,梳理了由统军作战的参赞大臣到驻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至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演变过程,在澄清个别认识上的偏差基础上得出结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始设于乾隆二十八年正月(1763年)。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瑛与喀喇沙尔亏空案

清代边疆重臣和瑛,于嘉庆七年因事被贬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八年十月诏命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十一年正月离任。三年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任职期间,和瑛最为浓彩的政事即是对喀喇沙尔亏空案的处理,该案的处置对新疆当时的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边防的巩固产生了一定影响,对稳定新疆特别是天山南路局势有重大效果,并且对清中期后清政府对回疆的经营与管理也有一定的影响,更为清政府巩固在新疆的统治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传统的西域/新疆文献对此并无记载,而中国档案文献却保存诸多相关资料,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等稀见史料的梳理,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震动全国的喀喇沙尔亏空案的细节有较多揭示。其中,大量资料均为首次公布并进行集中梳理,有助于对喀喇沙尔亏空案进行细致研究,填补当前学界对清代中期的新疆反腐研究的诸多空白。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     

特立独行的来粤传教士——罗孝全评传

罗孝全是新教开创对华传教事业时期一名重要的传教士。特立独行的性格使他与差会的关系陷于尴尬;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师生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穿梭于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罗孝全最终没能实现他的宗教理想,但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与交汇赋予罗孝全的传教活动以更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赛珍珠传记作品与西方在华基督教传教运动

《异乡客》和《战斗的天使》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为在中国传教的父母所写的传记。作者在书中解释了两位传主来华传教的原因和他们在中国的传教生活 ;剖析了作者本人的宗教态度以及西方传教运动在华失败的部分原因。虽然这两本传记为她获得 1 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决定性的一票 ,但这两部作品长期没有得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 ;作品中所描写和分析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及意义尤其为评论界所忽视     

利玛窦在韶州建造的第一座教堂的位置及建筑风格考

韶州是利玛窦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二站。利玛窦在韶州传教6年,并建立了耶稣会传教团据点,为天主教向南昌、南京、北京发展,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以及人际关系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利玛窦在韶州建的第一座教堂,见证了利玛窦在韶州的传教活动,具有重要的实物价值和象征意义。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仍未找到利玛窦所建的韶州第一座教堂的具体位置。通过对新近发现的明朝韶州同知刘承范遗稿《利玛传》的剖析,初步确定利玛窦在韶州建造的第一座教堂的位置,对利玛窦在韶州设立的传教机构情况有进一步明确的考察。     

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会在贵州的办学活动及其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为了更好地传播宗教思想,吸引教徒,基督教各宗派积极创办教会学校培养人才,采取办学的间接传教方式成为这一时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文章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在贵州的办学活动情况进行分析,从另一个侧面展示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在贵州的传教活动,以及由此给贵州近代教育事业带来的深刻影响.     

冲击与调适：义和团运动前后的英国浸礼会在山东传教事业

浸礼会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保护,但教产与教徒均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后,浸礼会在相对稳定的传教环境下,转变传教策略,逐渐扩大传教区域;开办的新式教育日趋得到民众认同,开始走向正规化与高等化,开始将医疗工作作为传教重要手段,专门派遣医学传教士,建设正规化的医院,开展医学教育以培养中国医生与护士,实现从救灵到疗身的转变,医院世俗化趋势加强。浸礼会传教士在华推行普世之爱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虽然带有传播宗教的功利动机,但却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     

浅析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建立及其意义

1655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北京创建了天主教东堂.自此,东堂成为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并且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东堂在葡萄牙传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继续打开传教局面的一个重要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