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问责制的软法进路分析及其完善

节能减排问题凸显了伴随中国风险社会来临的环境风险压力,政府在风险规制中的双重风险地位使对政府的节能减排问责在硬法上呈现出责任两难,而法多元主义下的软法则为风险规制中的政府责任提供了新路径,因应了风险社会的法律制度需求。软法进路下的节能减排问责制是中国风险社会中风险规制的客观需求,是硬法与软法混合控制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过,现行节能减排问责制也存在诸多不足,要从多方面加以完善,社会团体在克服政府失灵方面的优势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团体问责的兴起表明,社会团体问责应是节能减排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会自治权初探

商会自治权是一种与公权、私权并列的新型权力.它包括规章制定权、监督管理权、惩罚权、争议解决权.商会自治的效力集中体现在自治规章与制定法的关系上.为抑制商会自治权在运作过程中产生负面效应,必须对其进行规制,这种规制表现为立法规制和司法规制.     

论软规制建设与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兼论香港、台湾、浙江中小企业发展的软环境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制度只有在硬规制与软规制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不仅美国和俄罗斯经济成败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软规制对中小企业建设的重大作用,我国香港、台湾和浙江经济的成功也缘于其硬规制和软规制协调建设的成功.经济理论和国内外经济建设实践对我国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不无启迪,即在注重硬规制移植和创新的同时,应该注重软规制的培植.     

紧急状态下政府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规制

行政紧急权力是政府应对紧急状态时所必须的权力 ,但行政权的强化是一把双刃剑 ,行政紧急权力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本文在分析法律对行政紧急权力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的基础上 ,根据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现状 ,就如何具体规制紧急状态下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提出了建议。     

论转型期我国政府微观规制职能的重构

政府规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行为,规制者作为代表政府行使规制职能的执行机构,是多层委托一代理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我国的政府规制改革也应从这一环节入手,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建立责任政府;明晰规制者的职能,建立有限政府;依法规制,建立有序政府。     

专利权行使中拒绝交易的反垄断法规制

一般而言,专利权人拒绝交易是依合同法和专利法行使权利的合法行为,但对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专利权人,如其拒绝交易行为超过专利权的界限,产生了不当的实质的限制竞争的后果,就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应完善这一领域的反垄断立法。     

论紧急权的法律性质及人权保障

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为维护社会秩序可以行使紧急权.关于紧急权的法律性质,国家中心论与宪法中心论对之作了不同界定.笔者赞成宪法中心论,认为国家应当在宪政法治轨道内行使紧急权,在维护社会秩序与防范紧急权滥用、保障人权两个向度寻求平衡,从法律上对国家行使紧急权予以必要的规制.     

浅谈反垄断法规制问题——从我国商业秘密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说开去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公平有效竞争的存在是我国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建设的保障。由于商业秘密权会给权利人带来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而竞争者的逐利本性决定了他不可避免地存在滥用其权利的可能性，就必然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而用反垄断法规制商业秘密权滥用行为受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其作为市场竞争的护航者，充分体现了重要地位。本文在探讨商业秘密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基础上，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论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行使的规制

民事诉讼应当重视规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行使的规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防范当事人滥用民事诉讼权利和完善民事诉讼失权制度。     

专业服务市场的规制分析

专业服务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必须通过规制加以解决.除了传统的"市场-政府"规制方式之外,自我规制可以减少规制的各项成本,并节约消费者对专业服务提供者的直接考核费用.但是考虑到其潜在制度风险,市场约制、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应混和互补.     

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法规制研究

政府公共服务近年来已成为我国行政系统行政权行使的主要行为导向之一。然而,政府公共服务的法律规制则显得较为单薄,尤其是行政法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规制几乎还是空白。基于此,我们认为,在强调政府公共服务的现代理念时,应当对我国的行政法进行新的价值定位,用行政法规制政府公共服务,即完成政府公共服务行政法体系的顶层设计、制定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法典则、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法职能、建构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法律救济。     

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本质与市场化攻坚

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是规制机构对垄断厂商市场行为的微观干预。自然垄断引起的市场失灵需要引入政府规制,但政府规制低效乃至规制失灵则催生出规制改革。市场失灵和规制失灵并存需要妥当处理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干预与市场竞争的关系。规制改革的本质是双重失灵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调整,规制不是为了替代竞争而是为了促进竞争,政府规制是面向竞争的规制。当前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市场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规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民营资本进入和构建规制下的有效竞争。     

操纵证券市场的二元规制模式之构建

由于行刑界限模糊以及对保护法益的误读，目前实践中存在操纵证券市场行政规制和刑事规制严重失衡的问题。保持行刑规制的动态平衡，应呈现出犯罪圈扩张与紧缩相伴而生、因时而动的双向性变化。构建操纵证券市场二元规制模式的路径选择，一是要确立操纵证券市场罪“双重兜底条款”的适用规则，即严格遵循同质性解释规则，为其保留一定的适用空间；二是以法益性质为原点构建行刑二元规制体系，即通过证监会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行政违法性确认和司法机关对“情节严重”的全方位考量实现对抽象集体法益的双重保护。     

经济调制权构架分析

从调控权的性质分析入手,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二元假设出发,分析论证经济法对调控权的规制必然引发控权和扩权的冲突,从而进一步分析合理的调控权结构模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调制权运行过程中,权力的冲突和制衡不可避免,寻求权力的规范行使,才能缓和两者的矛盾。     

民族自治地方一般性地方国家机关权力与自治权比较研究——基于范围、边界及自治权的消解与进路

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既是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又是地方一级的国家机关,行使一般性地方国家机关的相应权力,两者的权力和职能存在着一定范围和程度的交叉与重叠.在实践中,存在着一般地方行政权挤压自治权的情形,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配置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为了使自治权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需要对自治权配置进行科学论证,合理划分,加强民族法体系建设,建立自治权行使的监督机制,寻求自治与共治的平衡与统一,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加强服务型政府构建.     

论金融服务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规制

金融服务提供者同时服务于多个不同利益且满足一个利益可能牺牲另一个利益时,即产生利益冲突.有效规制利益冲突是维持公平、有序、高效的金融市场的核心,其主要对象应是知识与技能受客户依赖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如受托人、代理人、投资顾问等.在许多国家,对利益冲突的规制已由以回避为中心转为以管理为中心.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和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日益重视规制金融服务中的利益冲突,但完善的利益冲突规制体系尚未形成.     

论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衡平:社会契约论视角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个体权利,社会个体权利是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的依据。当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后,其行使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在社会契约理论下,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既能够给予国家权力必要的权限,又要对国家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自治权的不当干预;既能够维护公民的自治权,又要防止公民自治权的滥用,破坏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是一个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保持平衡的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内涵,对处理我国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行政诉讼释明程度探析

行政审判实践中存在着行政诉讼怠于释明、释明不足、释明过度等乱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立法对行政诉讼释明程度规制的乏缺是重要因由之一。当下中国,在重视法官消极释明功能的基础上强调积极释明功能的发挥是必要的,并经由立法明确行政诉讼释明权行使的原则,规制释明权行使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     

刑事和解基本问题浅析

刑事和解作为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变革的热点问题之一,受到广泛的关注。刑事和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公民自诉权的行使没有冲突。它作为一种去刑化的犯罪案件解决方案与我们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完全可以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构建相应的制度。不应从犯罪类型的角度来划定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刑事和解过程中也应强调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的协调,应建立当事人及其家属积极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制度。     

公共交通领域的风险规制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高度发达的现代性中的各种原因导致风险具有弥漫性、渗透性和公共性特征,从而也使得风险规制摆脱了个人话语而成为社会和政府共同的任务。在公共交通领域,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立宪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应在风险预防、风险现实发生后的规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进而促使风险规制的法治化。同时,还应防范风险规制过程中产生的伴随风险、附加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