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欧洲中国学五十年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从传统汉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典研究仍然占据欧洲汉学的主导地位,很少有人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大学的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设置现、当代中国研究教职。如今,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回顾欧洲中国学的发展,可辨识出清晰的三代。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中西比较中的求同趋势与汉学主义之根源

汉学主义是与汉学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它反映了西方对于中国研究的一种知识范型与学科体制的建构,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汉学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一种西方中心论操控下的产物。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强势话语占据主导权,中国知识形态的现代化演变为一种全面西方化的趋势,传统、历史、现实之间被割裂,而比较文学的失语症正是盲目向西方趋同的一个重要表现。针对汉学主义产生的相关问题,变异学作为一种以异质性和变异性为基础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强调在一种交互、混生的状态下在异质文化之间形成一种自然合理的文化调节机制,从而实现一种真正的内在平等,同时也为解决汉学主义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和启示。     

东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近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及国人对汉学的研究,以期说明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学者对汉学的认识与借鉴,不仅在本土对象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斩获,而且也对汉学的发展有所帮助与促进。在这种双重互动往复中,推动了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共同发展。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 ,相互借鉴 ,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论游记在西方汉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就西方流行的中国游记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所提供的中国素材以及对西方汉学的催生和发展几方面 ,论证了游记在中外文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着重指出 :游记带给西方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 ,为西方哲人研究中国、思考中国提供了直接丰富的思想素材 ,引发了 1 8世纪思想界由仰慕中国到排斥中国的大讨论 ,奠定了全方位研究中国的始基 ,迎来了“东方学”、“中国学”的自觉时代。这对西方汉学的确立和发展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进展,是我国人文科学学术观念的重要转变与最重大提升的标志之一。本文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原则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用学术史的方法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将比较文化的方法作为分析的理论,开辟对西方文化史中的东方因素的研究,并通过对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揭示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     

问题与方法: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研究

中国学的创立者美国远东学会产生于美国东方学会,而后者是美国传统汉学研究的大本营.尽管都是对华研究,但汉学和中国学的性质完全不同.两个学术团体、两种学术研究在后来者的发端期必会爆发激烈的冲突.以美国东方学会和远东学会为切入点,对美国中国学发端史进行研究,既包括了对初期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又涵盖了对美国汉学的深入梳理,同时也能体现美国对华研究的世界意义.     

论北欧汉学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半个世纪以来,北欧汉学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北欧汉学研究表现出从古典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转向的特点。这种转向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汉学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体现。汉学备受关注,与中国世界地位的日益提升紧密相连,北欧汉学的发展趋向正是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生态之眼: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风景美学

中国古老而漫长的农耕文明，导致中国先民对山水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敬畏，其中包含着对现代生态文明富于启迪的风景美学思想，中国古代山水画则是风景审美的重要呈现方式。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研究，不仅是跨文明比较美学研究的产物，而且是现当代西方美学与中国古代风景美学对话的产物。西方美学的科学主义传统有时造成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风景美学的误读，自然审美伦理化并非中国风景美学观念独有，也同样存在于在西方美学之中。中国先民融入山水之中，把欣赏自然之情转化为热爱自然之德，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对自然的谦卑。中国古代山水画描绘的人迹罕至的高山大川，不同于西方风景画局限于目力所及的世界一隅，而是有别于现实世界烦扰喧嚣的和平宁静与理想梦幻之地，蕴涵着意趣高古的原始自然对于生命与心灵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

近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中西关系史、匈奴史、先秦史、艺术史和近代汉语等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学术成就学界尚未有人论及,某些专门介绍德国汉学的著述也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关于他的情况往往只有数百字的概括性介绍,甚至有的仅在注释中提到,专文全面论述夏德的汉学成果迄今未见。夏德的汉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考证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秦即叙利亚,论证了西方的匈人与中国匈奴的同一关系,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高度评价清代的绘画艺术并推动了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研究和教学。     

法国汉学发展史概述

法国是一个重视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国家。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很早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把汉学视作一门“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在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感召下,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对科学的热爱以及其学术的追求,法国的汉学研究逐步从个人自发的兴趣发展为专业、规范的学科,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典范。     

评汉学主义

后殖民主义没有涉及到中国,汉学主义试图弥补这一空白。汉学主义对后殖民主义进了修正和补充,它不是简单地将汉学主义处理为一种殖民侵略以至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深入到了文化无意识的层面,并且认为中国人自身参与了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就此而言,汉学主义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不过,问题也不少。如在汉学主义构建中,中国人只是以自我殖民化的方式参与其中,却没有涉及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情形。这就是说,汉学主义看起来批判了萨义德,但事实上复制了萨义德,而对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有关被殖民者发声及东西方主体间性关系的探讨完全没有注意。     

德克·卜德与中国文化

德克·卜德是美国汉学摆脱欧洲汉学的影响,谋求独立发展时期的著名汉学家,一生与中国结缘,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又有别于他所处时代的西方整体。其汉学研究著述多达一百余篇(部),从中可以见出20世纪美国汉学研究领域及其方法的整体变化,其中所表述的不少观点至今仍然是国际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的经典看法。     

儒学的自律演进与多向度发展--论徐复观、余英时"汉学"之争

徐复观和余英时对清代汉学具有明显不同的解释方向徐复观认为,清代汉学逃避对现实人生的责任,以"汉学"为名,攻击宋学,失去了儒学的根本生命,而且对近现代学术贻害甚烈,因而发愤研究两汉思想史,重塑汉代学术的精神面目.余英时则认为,清代汉学由"尊德性"转进到"道问学",代表了儒学智识主义的新阶段.他遵循其师钱穆晚年的学术方向,试图在儒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找出通道,进献新解.徐复观和余英时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在历史的平台上能见出高下;而从当代儒学的发展来看,皆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的自觉,具有深切的现实感受,展示出儒学自律演进的内在生命机制.他们以儒学开进中人文精神与客观认知精神的不同方向,提示了当代新儒学在内部张力下多向度发展的可能性.     

当异质性冲击成为历史——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曾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汉学的异质性力量已经衰减,有必要在学术逻辑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汉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它在国内引发的学术焦虑.则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反思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受制流行理论之嫌,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仍显示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而且它与国内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面对的学术新传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