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口客籍商帮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

自明清时期起,汉口就因其交通便利和商贸发达而成为客籍商帮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进入近代以来,客籍商帮在汉口这个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舞台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演绎着精彩的商业传奇,推动了汉口近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并体现出与前近代时期既一脉相承,又迥然不同的发展特点。     

古尔纳的《天堂》与东非贸易图景

世界各地的商贸活动总是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鲜活展现,一战前夕东非海岸的贸易图景在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非洲作家古尔纳的小说《天堂》中就得到了写实般的还原。阿拉伯商人经过几个世纪的经营,在东非海岸建立起一个以贸易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但除却宗教与道德外,真正黏合这个商业共同体的其实是依附性的经济关系。看似井然有序,但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渗入,一切又即将土崩瓦解。小说主人公优素福在这种秩序与失序的贸易活动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并最后加入了德国雇佣军,这既是古尔纳给读者预设的思考题,也是其对特殊历史时期个体命运的文学探究。     

谁掌握着贸易主导权:清末山东对日贸易中的日商与旅日华商

1870年代至1912年是近代山东对日贸易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随着烟台、青岛、济南相继对外开埠通商,日本移民和日商开始阑入这些城市,从事各种商贸经营;与此同时,通商口岸的华商与旅日华商亦在日本设立行栈,开展进出口业务。当时对日贸易并非由日商独揽经营,而是与华商的经营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相当部分的商品进出口由华商组织。实际上,华商的参与和影响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早期贸易的主导权。     

论清代河南怀庆商人的兴起

明清时期,中国地域商人的群体性经营及长距离贸易促使全国性商品市场高速发展起来。在这种条件下,河南怀庆府人民为解决生存压力,开始依托本地物产资源走入市场,于清代中期形成了一支以经营药材为主的怀庆商帮,其足迹遍布各级药材市场和水陆交通城市。本文将重点阐述怀庆商人兴起的社会原因。     

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买办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产生的一种形式,是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在由地缘关系形成的各商帮中,广帮是其中的大帮。本文旨趣,在探讨广帮买办是如何由广东区域性商人群体发展为买办的主流的,探讨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广帮买办所从事的诸方面的活动,以及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力图作一些适当的评价。     

云南商人与近代中印商贸交流

随着近代以来中国西南部门户的洞开 ,通过中国云南的对外通商口岸及一些民间商贸渠道 ,中国西南部与近代英属印度发生了较为密切的商贸交流关系。而承担这一商贸关系的主体正是云南的本土商人。本文对近代滇印商贸通道的交通状况、滇印间的商贸交流物资、从事滇印商贸的云南商人及其具体活动、在印度投资设号的云南商人的发展状况等一些鲜为学术界所关注 ,而对当前如何恢复发展中国西南部与印度间的传统商贸等现实问题颇有借鉴意义的一些相关历史状况作了一些较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浅析江右商帮的没落

明清时代,活跃的商贸活动培育了许多商帮,江右商帮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没落了。本文以史为鉴,借助史料展示江右商帮的兴起和没落,分析了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力图揭示在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情况下,不积极进取,参与竞争,违背市场运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的。     

宋日贸易再考——海上丝绸之路东亚贸易圈的形成

宋日贸易是宋朝商人主导的贸易,史书上虽也有往来于两国的日本商人的记载,那其实是宋朝的纲首.所谓"纲首",就是负责整条船上一切事务的人,并且还客串两国的官方使臣.宋商还在日本博多(现日本福冈市内)落地生根,建造了唐房(即唐人街).从出土的陶瓷器中还可以看到多重烧制的痕迹,由此可以断定,这些瓷器常常是刚刚出窑就立刻被运到日本博多,并在日本进行最后加工的.这说明博多不仅是商品流通场所,还是宋朝商人们的营业据点.日本学者把这种贸易叫做"住番贸易".也就是说宋代商人从原来的货船到岸后的"岸边交易"已发展成"住番贸易",使日本九州的博多成为宋人和日本人杂居的贸易都市.宋代的这种民间贸易形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     

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

明清时期湖州城乡日趋繁荣的丝绸经济孕育了湖州商人群体 ,而近代上海开埠则为湖州商帮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商帮在立足上海、重点投资丝绸业的同时 ,致力于地域性和行业性扩展 ,并通过组建传统与近代相兼容的地缘业缘团体 ,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2 0世纪 30、4 0年代 ,商帮虽然步入衰落 ,但也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性成就。与其频繁的经济活动相适应 ,商帮在政治参与方面也是别具一格。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的合伙制经营考察

宋代海商在从事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过程中,出于抵御和分担海外贸易风险、筹集贸易资本或合作经营的需要,实行贸易合伙制经营,大体上分为合本经营、委托经营、结伴经营等经营方式。其中,合本经营可以实现贸易资本合作,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筹集巨额贸易资本,促进贸易规模不断壮大;委托经营使贸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经营者自主决策经营,参与利润分配,从而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贸易效益;结伴经营即诸多小海商租赁舱位,结伴同行经营,但作为一个庞大商人群体,也极大拓展了贸易规模。合伙制经营这一有效的制度安排,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能够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制度因素之一。宋代海商在合伙制经营上虽与阿拉伯商人有着相似性,但并非是受其影响,主要还是自身发展逻辑所致。     

列强在哈尔滨的投资与东北亚商贸都市的形成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在哈尔滨的投资是其在东北亚地区进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济活动。它不仅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更为哈尔滨近代都市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构筑了框架。 1898年,沙俄开始在我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枢纽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在东北亚投资的场所。这些投资包括工业、商业、金融及贸易等各方面,基本上框定了哈尔滨商贸都市的模式。其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898—1906年为帝国主义在哈尔滨投资的初期。沙俄资本捷足先登,大量投入,使哈尔滨形成了近代经济的雏型     

海洋贸易与清代粤北经济的变化

清初实行有限度的开海贸易,后来又规定广州一口通商.粤北在广州和内地商贸交流中处于商道必经地之一,南来北往的各地商人经常通过这一商道进行过境贸易,并在商道沿线建立了临时储存商货与聚集议事的会馆,刺激了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也带动了本地商人的崛起.但粤北经济的商业化不是为了赚取纯粹的商业利润,只是过境贸易导致的虚假繁荣.     

清代广东口岸贸易中的婺源商人群体

清代中叶,开赴广东的婺源商人以贩运茶叶为主导,适应了口岸贸易的需求。经过长期的经营,婺源商人形成了具有显著乡族特征的利益群体,并逐渐与各色社会群体结成一定的关系网络,较为有效地应对各类商业风险,推动了广东口岸贸易的发展。近代以后,茶业受到冲击最大,贸易重心逐渐转向上海。墨业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最长的,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行业表现的分异,表明了旅粤婺源商人群体的鼎盛期和转移期都有明显的外力拉动。他们凭借灵敏的商业触觉和多重关系网络,谋求长途贸易利益,成为联结内陆山村和外贸口岸的重要力量。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其中徽商一直是活跃于该地区的重要商帮之一.传统中国强烈的乡土观念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因此,众多的徽商客居和贸易于上海催生了徽宁会馆.徽宁会馆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里,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同时也强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做为一个客籍商帮的同乡组织,徽宁会馆还是近代上海城市商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见证,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明清商人会馆的广告功能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商人会馆大量涌现,这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商人会馆是各商帮活动和展示自我的根据地,凡会馆建筑、会馆的文化活动及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广告功能.     

近代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习尚的演变

滇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它的社会变迁历程,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近代滇西北地区涌现出了汉、白、纳西、藏等多个本土民族商人构成的商人群体.这些不同民族商人群体的崛起,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商人的商贸活动和社会活动,对地方民俗生活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这一地区经商习尚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主线,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近代商业浪潮冲击下的具体状况作了一番纵向的梳理和考察研究.     

徽商文化市场精神的迭变及时代发展研究

徽商,也称为"徽帮",是对历史上活跃于徽州一带的商人群体的总称,随着明清时期商贸活动的日益繁荣,徽州商人为了提高其竞争力,开拓更大的市场,选择了"抱团取暖"的方式来从事商业活动,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商人帮派.与同时期其它地区的商帮有所不同,徽商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文化,在其文化市场精神体系中融入了儒学的思想和理念,因此他们既是追逐利润的商人,更是以诚为本、以义取利的儒商.文章围绕徽商的文化市场精神展开研究,对其精华与弊端进行了深刻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在当代的传播迭变与时代发展.     

京商郑世泰与李朝贡使的会同馆贸易——兼论17至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的贸易

前近代东亚地区存在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封贡体制,这种体制下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有共同性,在经贸上也有着密切关联性。文章以京商郑世泰与李朝贡使在京城会同馆贸易盛衰实态为个案,探讨了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中朝日三国形成的东亚贸易网络中,北京会同馆中朝贸易和东莱倭馆日朝贸易互为前提,相互关联性,进而揭示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以降东亚三国贸易的变迁。     

近代山东的商人组织

<正> 清季以来,山东各业商人、商号之间除买卖经营关系外,还经常按不同籍隶或行业组成各种行帮、会馆,以维护自身利益,协调彼此关系,实行内部慈善救济以增强对外竞争的实力。及至近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许多商帮、会馆逐渐改组,建立起新式商人组织——商会。但是,行帮、会馆、商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依次嬗递关系,而经常是新旧交错、兼容并存关系。     

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主导势力: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质乃是新旧贸易体制之间的斗争。朱纨事件的发生,与此一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及早期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都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